第六章 制度與人性 德治還是法治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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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從孔子的時代就開始了。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晉國繼鄭國的子產之後鑄刑鼎，把刑法的條款向國民公開。這無疑是法家思想和實踐的先聲。因為法家的主張，就是“法莫如顯”，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事實上，公開才公正，公正才公平，這是法治的基本原則。[22]
然而孔夫子反對。
反對的原因是要維護禮治，維護禮治就不能公佈刑法的條款。因為禮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貴。其中第一個字是動詞，也是謂語，即尊崇。第二個字是名詞，也是賓語，即尊者。刑法的條款由尊者或貴族掌握，刑罰的裁量權由他們把持，就是尊貴的體現之一。
所以孔子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23]
在，讀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說，民眾都能看見鼎上的律條，知道什麼合法什麼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後受什麼懲罰，怎樣才能進行規避，憑什麼還要尊崇貴人？
他們只會尊崇刑鼎。
如此說來，孔子是要維護貴族特權？
不，更是為了維護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國，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國。德治的手段是禮，法治的手段是刑。當然，這裡說的法治，是古代意義上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實是刑治。因此韓非他們的“以法治國”，也應該叫“刑律治國”。弄清楚了這一點，才看得懂孔子。
那麼，孔子為什麼要反對法治和刑治？
因為治標不治本。孔子說——
<blockquote>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4]
</blockquote>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用政令來引導，刑罰來規範，人民不敢犯罪，但沒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禮儀來規範，人民不但知羞恥，而且能自律。[25]
這就是孔子堅持德治和禮治的原因。
顯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惡和不敢作惡，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韓非為什麼還要反對？
因為在他看來，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實現不了。韓非看得很清楚，人們之所以幹壞事，並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趨之若鶩；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關係不大，或許還能講點道德。一旦誘惑無法抵禦，或者危害難以承受，恐怕就什麼都顧不上了。
所以韓非認為，君主治國，必須也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