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制度與人性 沒有結論的爭鳴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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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孔子到韓非，先秦諸子的競相爭鳴，奏響了我們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華彩樂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讓人困惑不解和爭論不休的問題。
但議題雖多，總的來說卻只有兩個。
哪兩個？
一是如何治國，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學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爭論，源於兩個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論，二是方法論。道家是從來不談人性的，因為用不著。在他們看來，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則怎麼能叫性（本質）？墨子、孟子和荀子則認為，人性就在人與動物的區別，否則怎麼能叫人性？
那麼，人與動物的區別何在？
墨子認為在勞動，孟子和荀子認為在倫理道德。墨子說，不勞動，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則說，無禮義，人就禽獸不如。荀子甚至說，人之為人，難道僅僅就在“二足而無毛”？在父子之親和男女之別呀！[29]
所以墨子貴義，荀子尊禮。墨子主張自食其力，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機會均等。[30]荀子主則張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輕重有別，貧富有稱（合理性）。[31]其價值觀，墨子的是公平與正義，荀子的是秩序與文明。
至於孟子的主張，則是仁民愛物，向善疾惡，尊賢敬長，明辨是非。這些主張，分論則仁義禮智，合論則統稱為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這是孔孟的區別。他們共同的價值觀，則是仁愛與道義。
只有韓非，認為人性本惡。
這就牽涉到方法論。
韓非的方法論是“鬥爭哲學”。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也就是說，矛盾對立的雙方勢不兩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惡，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禮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脅利誘，嚴刑峻法，兩面三刀。[32]
孔子的方法論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走極端，庸就是不唱高調。不走極端，就既不能講人性惡，也不能講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調，則不能當真主張回到堯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為東周乎！[33]
老子的方法論是“正言若反”。他也有句名言，叫“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也就是說，矛盾對立的雙方，無不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轉化。[34]
按照這個邏輯，則善就是惡，惡就是善；善能變成惡，惡也能變成善。所以老子不談人性的善惡。
但，老子不談人性，卻談治國。這也是諸家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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