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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妓女的愛，便不難發現，這種愛情多半發生在所謂“才子”的身上。
這似乎也是中國傳統愛情的一個模式，即“才子佳人式”，與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異。我們在本書第一章就已經說過，中國古代的英雄們，至少有一半是以“不好色”相標榜的。妓女們如果想愛英雄，便難免會“剃頭的擔子——一頭熱”，像潘金蓮挑逗武松那樣自討沒趣。才子們便不同了。他們向來就以“嘲風弄月，惜玉憐香”為本色，這就自然比較容易討女人喜歡，就像前面說的郭時秀愛王元鼎那樣，因“憐”而生“愛”。
更何況，中國的青樓女子，有相當多的一批人是極有才情的。隨便舉個例，宋代名臣趙抃，在擔任益州路轉運使、加龍圖閣學士銜而知成都時，有一次偶然看見一位頭戴杏花的妓女，頗有好感，便隨口贊曰：“髻上杏花真有幸。”誰知那小蜜星眸一轉，應聲答道：“枝頭梅子豈無媒。”這實在對得太妙了！杏花對梅子，有幸對無媒，且杏與幸諧音，梅與媒同韻，格律工整，對仗貼切，意境含蓄，水平之高，令人刮目。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妓女尚且有如此才情，其他名妓的水平如何，更可想而知。比如唐代長安名妓劉國容，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來，郭昭述官授天長簿，必須走馬上任，兩人只好分手。誰知，郭昭述剛走到咸陽，劉國容的情書就追了上來。這封情書只有短短几行，卻有如一首小詩。書雲：“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思憐未洽，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如此精美的文字，當今的教授者流，怕也多半做不出來，而在當時的長安，也一時廣為傳誦。
曾被朱熹誣陷的南宋名妓嚴蕊，也是一個琴棋書畫、絲竹歌舞無所不精的才女。朱熹指控她與天台郡守唐仲友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其實是唐仲友賞識她的詩才，兩個人成了“文友”。酸腐乾巴的朱熹誣陷他們，是不是有“妒才”成分在內，不得而知。總之，嚴蕊被捕後，抗刑不招，不能結案。等到朱熹離任，新官便把嚴蕊“無罪開釋”。嚴蕊當場便口占《卜運算元》一首雲：“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這樣的才思，這樣的詩情，只怕是要讓當今詩人都自愧不如的。
事實上，中國的妓女詩人，可以開出一個長長的名單。
除了有據可考的第一位妓女詩人蘇小小外，最早又最有名的是唐代的薛濤。薛濤字洪度，長安人，本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