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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夏末。戴維二十一歲。
他已經去過湖區回來了。
一週過去，沒有探望。沒有電話。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又揹包上路了。我問過你一次。我說：“戴維怎麼樣？”你對著手皺眉頭，說：“不錯。不錯。”
一個傍晚，走廊裡的電話鈴響了。我去接時，聽到了嘎吱嘎吱的聲音，就像有人在試圖趕時間把硬幣塞進公用電話裡。大概半小時後，前門響起一陣吵鬧的拳頭砸門聲。他似乎想踢門而入。我得承認，我不想見到戴維。上班忙了一天，我很累。我並不是在試圖給我那晚的作為找藉口。我只是在非常努力地解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咚咚的響聲又來了。我扭動鎖孔裡的鑰匙，拉開前門。
戴維瘦了更多，但讓我震驚的是他的頭髮。他把頭髮剪得那麼短，看起來就好像被人襲擊過一樣。看起來很疼。有鮮紅的切口，是剃刀劃破頭皮留下的。我說，見到他真好。我在試圖保持禮貌，讓談話留在安全區域。他問能不能進屋說話。
戴維的手在抖。他有一個金酒瓶子，但幾乎拿不住。我從他手上拿過瓶子。已空了一半。
等戴維踉蹌地來到走廊的燈光下，我才注意到他的眼睛有多糟糕，那麼紅腫酸脹，眼周圍的面板都像有輕微的瘀傷。他一定哭了很久。“現在我能不能拿回我的瓶子了？”他說。
那一晚的大多數時間他都非常安靜，幾乎悄無聲息，像一個支支吾吾的人。他坐在暖氣旁的扶手椅裡，沒有脫掉外套，而是縮在裡面。他說，他希望參軍，因此理了個發。看起來不像那麼回事。他連直線都走不了。
戴維告訴我，他從醫生那裡開了一些藥。那種醫生？我問。嗯，他說。那種醫生。他告訴我別盯著他看，讓他毛骨悚然，我說我只是放心了，僅此而已。我很高興他去看醫生了。
我一度在談論音樂——我剛從圖書館借來珀塞爾的專輯唱片——他說：“你介意我現在吃藥嗎？我抑鬱了。”他說起抑鬱，那樣輕描淡寫的方式，讓它聽起來就像一場感冒。他問我了不瞭解抑鬱，我說，嗯，有時我也會情緒低落。每個人都會，我告訴他。我吃藥嗎？他問。
“沒有，”我說，“我的情況不是那樣的。”我試圖保護自己，不想讓他逼得太近。實際上，我從來不需要吃藥。每個人的接線方式都不同。有時我覺得，抑鬱一定像你腦海裡的一支舞，如果你知道那支舞的話，隨便什麼都能觸發它。
戴維從外套口袋裡拽出三個藥瓶。他讀出標籤，告訴我它們都是做什麼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