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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是累死的。
這並不奇怪。他要處理的事務太多，頭緒也太多。偏偏他又是一個認真負責的人，事無鉅細皆親力親為，唯恐辜負先帝厚望。可以說，他是要豁出命來完成使命，決心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22]
責任和擔當已不堪重負，何況自己還有理想。
麻煩也由此而生。
真正的麻煩還不在興復漢室，而在於興復一個什麼樣的漢室。如果姓劉就行，何不輔佐劉表？如果仍然要走東漢的老路，又何不追隨袁紹？要知道，官渡之戰時諸葛亮已經二十歲，早就把自己看作管仲和樂毅了。
選定劉備，諸葛亮必有想法。
其實，跟曹操一樣，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又是舊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漢執行的，實際上是一條“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甚至還可能走得更遠。[23]
比如“以法治國”。
這是曹操和諸葛亮都主張的，也是他們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裡是四六開，甚至五五開。他殺孔融，殺崔琰，殺楊修，就毫無法治可言，儘管他一貫賞罰分明，也曾“法辦”過自己。[24]
諸葛亮則做到了三七開，甚至二八開。他也縱容過法正的行為不端，冤殺過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總是儘量公正。[25]
結果怎麼樣呢？
貴賤賢愚無不歎服，也無不怨恨。歎服是因為執法公平，怨恨則因為立法嚴峻。事實上，公平不等於不嚴峻，只不過對所有人都同樣苛嚴。所以，一方面是“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鹹懷怨嘆”。[26]
那麼，諸葛亮的法，是嚴刑峻法嗎？
當然。因為他的政府是軍政府，他的政治和經濟管理也都是戰時體制。這樣看，就連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於政治需要，儘管諸葛亮極其厭惡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許有人在戰爭年代胡說八道。言論自由？休想！
就連諸葛亮自己，也謹小慎微。
謹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諸葛亮在蜀漢的權力和權威遠遠超過了劉禪，北伐曹魏又連連失利、勞民傷財，誤用馬謖壓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處原本不勝寒，何況處處是風口是浪尖，就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嗎？
也怕的。
在這種情況下，要做到“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就只有嚴格要求自己。至少，諸葛亮內無餘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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