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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座土丘，只要離得夠近，都足以遮擋你全部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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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秋天，我剛滿十五歲。
下午語文老師拿著一摞批改好的作文走進教室，例行將所有得到“優”的同學的名字唸了一遍，卻破天荒沒有讓我們站到講臺前讀作文，也沒有點評，唸完名單便開始上課，讓大家把書翻到新的文言文。
琅琅書聲中她走到我附近，摸了摸我的頭，說：“寫得不錯，不過以後別想這麼多了。”
15歲的我第一次被人評價為“想太多”。
就像是洪水開了閘。“想太多”這三個字之後伴隨了我十多年，往往是以勸慰的名目出現。然而如果想太多就是我存在的標誌，勸慰等於抹殺。
那一次的作文題目很奇怪：請談一談你升入初中以來的感受。
這不是一個規整的應試作文題目，語文老師說，你們就隨便寫吧。於是那一次的作文我沒有選擇用張海迪和司馬遷這些人物在卷面上列排比句。
那篇作文，我寫了另一個女生。
我小學是那種在藝術節舞臺上扎著小辮子搖頭晃腦主持節目的副大隊長，初中前半個學期又保持和小學一樣“踴躍發言”的課堂習慣，所以第一次期中考試前，對第一名有點志在必得，身邊人也紛紛起鬨，最後順理成章地考砸了。
第一名是一個我以前從沒留意過的姑娘，她甚至是我的小學同班同學。就叫她紅球鞋好了，因為排名出來之後她走到我座位旁敲了敲桌子朝我輕蔑一笑，而我裝作沒看見，目光低垂死死盯著她的紅色球鞋。
我寫過一本叫“你好，舊時光”的小說，女主角餘週週曾經表示自己很羨慕《灌籃高手》裡的男生們，因為他們敢於大聲宣戰，不懼輸贏。而我們在學校裡的青春，罕有這樣熱血的戰鬥時刻。
其實不是的。慾望驅使之下，每個人幾乎都挑戰過他人，也被他人挑戰，與《灌籃高手》的區別在於，無論是宣戰的一方還是應戰的一方，都很少做到光明正大，更不用提磊落地享受勝利與接受失敗。
就像我和紅球鞋之間持續了三年的戰爭。
考試算大的戰役。我只有第一次輸掉了，後來在學年大榜上穩居前三，還回敬給她高傲的一瞥，希望她能意識到，我和她“已經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了”。
零碎的戰鬥也有。課堂發言，黑板解題，沒有一次不是暗暗較勁；偵查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