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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先生，”信上寫道，“我很高興能向您報告我和兒子同17號的保姆進行了友好的接觸，這使得調查能以更快的速度進行，因為有時候我能看上一眼當事人的約見記錄本，從而得知她的行蹤去向，同時還能每天檢查一下當事人所用的字紙簍。我隨信附上一件從字紙簍裡搜撿出的有趣物證，看後請寄還並說明意見。當事人還記有日記，其中的一本已記了多年，但到目前為止，保姆（為使事情更加穩妥起見，今後我將稱其為我的朋友）尚未能接觸到此日記，原因為當事人將上述物件上了鎖儲存。此情況或屬可疑，或屬不可疑。除隨信附上的重要物證之外，當事人似乎還將大量時間花費在不按約見簿上的安排赴約之上。必須將約見簿視為一種障眼物，儘管在此類調查中，為各當事人方利益計，必須做到事實準確，我個人並無意抱持某種貶損之見或偏見。”
傷害我們的並不僅僅是悲劇：荒唐事也會傷人。它們身上佩著外觀可笑、不登大雅之堂的傷人利器。有時候，我真恨不得把帕基斯先生那些東拉西扯、缺乏效率的報告當著他兒子的面塞進他本人嘴裡。事情看起來似乎成了這樣：我在試圖為薩拉設圈套（但這樣做的目的究竟何在？是為了傷害亨利，還是傷害我自己？）的時候，讓一個小丑翻著筋斗闖到了我倆的親密關係之間。就連“親密關係”這個詞本身都沾著點帕基斯先生報告的味兒。有一回他不是這麼寫過嗎：“雖然我沒有在雪松路16號找到發生過親密關係的直接證據，但當事人確實表現出了欺騙的企圖。”不過那是後話了。從眼前他的這份報告裡，我只是獲悉：有那麼兩次，薩拉在約見記錄本上寫了去看牙醫和找裁縫，但如果說牙醫和裁縫都確有其人的話，她可是並沒在自己寫下的約見時間裡露面；她躲開了追蹤。帕基斯先生那差勁的報告用細細的韋弗利手體字和紫色墨水寫在廉價的便箋紙上。我翻到報告的反面，便看到了薩拉自己那粗大、整潔的字跡。我沒料到過了將近兩年之後，自己還能認出它來。
那只是一張用針別在報告反面的紙片，上面用紅鉛筆標了一個大大的“A”字。在“A”字下面，帕基斯先生寫著：“鑑於可能發生的法律訴訟，所有書面證據均應送還歸檔。”紙片是從字紙簍裡搶出來的，又被人像情人那麼小心地用手給撫平了。它一定是寫給哪位情人的：“我不必給你寫信或者對你說話，在我能把話說出以前，你已經無所不知了。不過人在愛的時候，會覺得有必要採用自己一直在用的老辦法。我知道自己是剛剛開始在愛，但我已經想棄絕除你之外的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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