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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8日
我埋在一桌子書籍資料裡，頭大地計算著股票期權收益累進。
桌面震動，我從一堆草稿紙裡翻出手機，家母來電。
“你爸檢查結果出來了。胃部要切除三分之二左右。”
我停下筆：“我們會計法教授胃癌才切二分之一，林老師胃潰瘍就要切三分之二？”雖然我的大腦已經被大堆數字攪得一團糟，但對於這個新出現的數字仍保持了高度的敏感。
“手術定在週一。明天你先回家，要帶的東西我一會兒發給你。週一早上你爸單位派車，你跟車過來。”
然後在我遲疑的“哦”聲中，孃親乾脆利落地掛了電話。
彼時，我和任何一個修改畢業論文的大四生一樣，裹著羽絨服，眼神悲憤，表情茫然。
林老師是我的父親，高階政工師，加班達人，擁有25年的胃病史，過年期間厭食少食，被我媽押到X市做胃部檢查。在此前斷斷續續的聯絡中，我得到的訊息一直是胃潰瘍糜爛，伴有穿孔。
人對壞事總有種本能的直覺，比如現在，“三分之二”就像根針，一下子劃開記憶裡父母之前的種種反常。
2009年3月2日
當車子停在腫瘤醫院門口的時候，我覺得腦袋像被玻璃罩悶住了。七年前，中考之後，我也被接到這裡，外婆鼻咽癌晚期。
小叔叔出來接我們，他攬了攬我的肩：“8點進的手術室。你媽——想瞞著你，我沒讓。這事兒你總是要知道的。心裡難受難受的話現在可以哭，一會兒別讓你媽看見。”
我低頭，飛快把眼淚抹掉。
家屬等候區最後一排。
我清清嗓子，把揹包一放：“同志，保密工作做得挺好。瞞了我多久了？”我坐下，從包裡拿出切片面包。
“你幹嗎？”她顯然對我平靜的反應有點不能接受。
“早飯沒吃完。”我的神經和內心已經被多年跌宕起伏的生活淬鍊得堅強而淡定，“你要不要來一片？”
孃親在一旁觀察我的面部表情：“你都知道了啊。”
“如果車停在軍區總院門口，興許還能多騙一會兒。”
孃親嘆了口氣，眼眶紅了。
我伸手撫了撫她的後背：“林老師怎麼說的來著？女同志心裡素質果然普遍不好，遇到事兒就慌。”
孃親扭過臉：“你不知道你爸肚子上開那麼一刀，他得多疼。”
我遞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