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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宋案是我多年前就有的想法，并陆续搜集了一点史料，但直至2013年宋案发生百周年，我才决定集中精力研究这个案子。最初的设想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写一篇论文，希望在案件细节方面有所突破。可当我真正深入案情后，才愕然发现，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我们甚至连宋案的基本案情都没能准确把握，更不要说案件细节了，而这与我们对民初历史缺乏深入理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于是，我决定以一部书稿的篇幅来从各个角度尽可能展现案件实情。经过数年来日复一日的考订、分析，现在终于能够将这部书稿呈现在读者面前了。校订完最后一页，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与轻松，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考索案情的日子很艰难，幸运的是，不时有师友从旁鼓励、支持。我的两位恩师刘桂生教授和王晓秋教授，始终关注着研究进展。书稿完成后，他们仔细阅读了全稿，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建议，大到对中国传统政治及民初政治的理解，小到一个字的使用，对尽可能完善书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北京市文史馆刘宗汉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担任朱启钤先生（原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代总理）的私人秘书，对清末民初历史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对袁世凯、赵秉钧的认识，对我颇有启发。三位先生欣然同意作序，让我倍感荣幸。此外还有几位朋友，或帮我查找、扫描资料，或助我完善书稿内容，或为我提供封面设计建议。他们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林孟淑教授、清华大学马列学院王宪明教授、北京大学校史馆杨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孙家红研究员、大连外国语大学崔学森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策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图书馆张素霞老师及北京市档案馆诸位老师，还有我的博士生王庆帅等。本书能够完成，离不开以上各位师友的鼎力相助，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
我还要特别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徐思彦老师。19年前，我在社科文献出版《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时，徐老师就是责任编辑，那时她的严谨负责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14年秋，我到威海参加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篇与宋案关键人物洪述祖有关的论文，题为《洪述祖甲午“丑史”辨诬》。得知我正在撰写有关宋案的书稿，徐老师当即提出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我求之不得。书稿交到出版社后，徐老师又逐字逐句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编辑，有了她把关，我对编辑质量自然十二分放心。近代史编辑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