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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老龍頭火車站下了車,袁世凱不回小站的“新建陸軍”營地,騎著馬直馳金剛橋北洋大臣衙門,求見榮祿。
榮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並有個無可究詰而疑雲重重的傳說。大約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場大病,御醫會診,束手無策,下詔命各省舉薦名醫。直隸總督李鴻章舉薦前任山東泰武臨道無錫人薛福辰,山西巡撫曾國荃舉薦現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杭州人汪守正,進京請脈,診斷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細心處方,漸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順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為了地邇宮禁,診治方便。
照歷來的規矩,帝后違和,所有脈案藥方,逐日交“內奏事處”,供大臣閱看。有那深諳醫道的人,總覺得脈案極其高明,處方並不見得出色,甚至有時候有藥不對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種不能告人的病:小產血崩,經水淋漓。皇太后小產是天下奇聞,御醫相戒,三緘其口,處方下藥,亦就無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讀書做官的,胸中別有丘壑。病症是看出來了,既然說不得就不說!託名症象相似,由積勞積鬱而起的“骨蒸”,卻將治小產血崩、經水不淨的藥,隱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說真方、賣假藥”的訣竅,對症下藥,果然收功。
這就又出現了一個疑問,如果說慈禧太后是武則天,誰又是“蓮花六郎”?眾口耳傳,就是這位丰神俊逸、最講究衣著的榮祿。
但是,二十年前的榮祿,並未因此加官晉爵,反倒失意了。當時南北兩派勢如水火,南派領袖沈桂芬與軍機大臣大學士寶鋆,合力排擠附於北派領袖李鴻藻的榮祿,找個過錯,交部議處,將榮祿山俗稱“九門提督”的步軍統領,一降而為副將。榮祿很見機,引疾奏請開缺,閉門閒居,到光緒十二年才外放為西安將軍。
這是個閒冷的缺分,倒虧他能守得住,一干八年,直到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進京祝嘏。正好恭王復起,重領軍機,深知榮祿幹才,保他重回步軍統領衙門,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第二年調任兵部尚書。就此扶搖直上,再下一年升協辦大學士。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在四月二十三,皇帝下詔“定國是”,決意變法維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榮祿為文淵閣大學士,實授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直隸總督號為“疆臣領袖”。但是,這個缺分的重要,在於兼領北洋大臣,而從光緒初年,李鴻章督直,一意講求堅甲利兵以來,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