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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應二人在辛亥鼎革以前的經歷雖然沒有交集，卻有許多驚人相似之處。應夔丞是浙江人，絕大部分時間在上海活動，洪述祖是江蘇人，也長期在上海生活。應夔丞曾在安徽擔任緝捕差使，洪述祖則在漢口擔任過警察局長。應夔丞在江蘇、河南兩次被清廷革職，洪述祖則在臺灣和直隸兩次被清廷革職；特別是二人都曾因陳夔龍奏參而革職，應夔丞是在陳任江蘇巡撫時，洪述祖則在陳任直隸總督時。辛亥鼎革時，二人又都參加了推倒清廷的活動。所有這些，都使二人有了不少共同語言。尤其重要的是，二人都自認為有功民國，卻未被授予相匹配的職位，因而心有不滿，這就使他們很容易為牟取私利走到一起。而在性格上，二人也很類似，都是“素不安分”之人。洪述祖“最長於口辯”，“心術險狠，尤有敢作敢為之膽量”，其“才足以濟其奸”，[140]應夔丞則“口才甚辯”，“夙以冒險為天職”，[141]這就使他們容易一拍即合。隨著洪述祖擔任內務部秘書，二人的人生軌跡出現了交集的契機，原因是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深感“南北各省黨會林立，意見分歧，殊難取締”，[142]應夔丞作為長江流域幫會頭目，“屢以共進會名義恫嚇政府”，[143]於地方治安影響甚大，而整治地方治安恰為內務部職責。於是，洪、應二人借政府欲解散共進會之機，逐漸走到一起，併為了各自的私利展開合作。
二人合作首先出於洪述祖之主動。先是，洪述祖在1912年6月擔任內務部秘書後，因招權納賄，擅自“挖補公文”，任用私人，大受同僚攻擊，也引起總長趙秉鈞不滿（詳下文）。恰好其時趙秉鈞正準備整頓偵探局所，計劃於北京設“中央偵探總局”，於各江海要卡、通商碼頭及各邊省分設支局，“於東亞各國著名通商口岸分設偵探”，“以期辦事靈活”。[144]洪述祖遂“請派赴東南，調查水上警察，藉以出京；趙亦冀其離部也，遂漫許之”。[145]趙秉鈞本人後來曾在致北京《民立報》記者函中提到此事，有“洪任秘書以來，到部未久，即有各報攻擊，洪擬引退，旋委調查水上警察差”等話。[146]《神州日報》對此亦有記述，謂：
洪到部後，招權納賄，無所不為，其名譽甚劣，同署皆反對之，洪亦不能安於位，遂擬出京一次，暫避風潮，且要求趙總理委一外差，以全面子。時南方正倡辦水上警察，趙總理即派洪赴長江各省調查水上警察，並預先支給兩月薪俸，以為洪之此去，必不再回署也。[147]
調查水上警察是趙秉鈞賦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