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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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幼喜读近代史书，工作后因为朱启钤先生掌书记，故对北洋一段历史，尤其对袁世凯其人，有天然之兴趣。往者读尚君关于袁世凯与北京兵变之论文，觉其分析很有道理。后读尚君关于袁世凯与青柳笃恒之论文，亦觉甚好。于是对尚君有了初步印象。再后看到尚君又有一文专论赵秉钧与刺宋无关，一气读完，觉其考辨堪称定论。由是余忽忆及章士钊先生《书赵智庵》一文引朱启钤先生语，其中述及袁获知赵死讯后之反应，大意谓袁急电召朱，欲其接任赵之直隶都督遗缺，朱赴总统府，见袁“形色哀痛，言语仓皇”。余读此段，始信历来所谓袁、赵主谋杀宋，而后袁又将赵毒杀之说，确有可疑。盖袁若杀赵，赵死，无“形色哀痛，言语仓皇”之理也。
因读以上数篇宏文，余渐对尚君有了兴趣。刘桂生先生，余文史馆同仁也。承刘先生见告，知尚君为刘桂生、王晓秋二教授高足，然惜无缘结识。一日，尚君忽因刘桂生先生之介，过余寒舍，以《宋案重审》一大册未刊稿见赠。余细读书稿，觉其对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陈其美诸人在宋案发生前后之言行，皆有细密、清晰之考索，宛若聚米画沙，痕迹宛然。尤为重要者，书中彻底打破一直以来为人所固守的赵秉钧与洪述祖之绝对隶属关系，揭示洪、袁之间其实有着更深密之联系。此实破解宋案之绝大关键，不看透此层关系，便无从理解袁、赵、洪三人关系之微妙，宋案之谜也就无从解开。而尚君所揭示之史实，与袁氏惯以权术待人，且每办一事往往多线用人之做法亦非常吻合。
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自序中尝谓：“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尚君此书能将宋案脉络梳理清楚，关键在他能够静下心来认真读书，肯在史料上下发微抉隐之真功夫。盖百年来研究宋案者，无一不读当初租界捕房自应夔丞宅搜出之五十三件宋案关键证据，此证据自表面观之，袁、赵、洪、应确在一条线上，实则大家于其中隐秘均不甚了了。唯尚君真正读懂了该批材料，故他能知袁、赵、洪、应一言一行之实际所指为何，宋案谜团因而能够解开。晋陈寿《三国志》有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若非尚君下过冥思苦想之功，反复辨读、细心揣摩之勤，何能取得如斯成绩？
凡事皆有首尾。民初袁世凯一段乃“北洋政权”历史之首，以后民国许多史事之演进，皆导源于此时。而宋案实北洋派与孙中山革命党彻底决裂之一大关键，是其后南北分裂、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源头，故尚君此书不惟解决一宋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