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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腹之患，起於肘腋，僥倖敉平，但善後事宜，不僅僅止於整理軍隊，張作霖最頭痛的是兩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氣大傷。奉系本來就不受歡迎，經過這一場事變，通貨膨脹、益發貶值；而一向以理財見長的奉天省長王永江又因為態度上同情郭松齡，內不自安，已辭職回返金州故里，使得地方財政問題，益形嚴重。
第二是郭松齡之失敗，主要原因是受制於日本關東軍。張作霖對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瞭解；對於應付日本人，他多年來抱定一個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張作霖個人幫忙，一句話，交個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東北地方獲取什麼喪權辱國的利益，他總是須先透過日本顧問，設法疏解；萬一疏解不成，便來個硬挺，甚至用“口說無憑”四字來作“擋箭牌”，日本人拿他亦無可奈何。
這一回關東軍幫了他這麼一個大忙，顯然不能施展“硬挺”這個法寶。因此他越發重視“公私分明”這個原則，先派他的顧問陸軍大佐町野武馬到旅順，先行致謝，同時安排他親訪旅大。
日本在滿洲的軍人及官員，對此都表示歡迎。他到了旅順、大連以後，分別拜訪關東廳長官兒王、關東軍司令白川、滿鐵總裁松岡；然後將他在正金、朝鮮兩銀行的存款約五百萬日圓，全部贈送白川，請他支配，分贈日本出力人員，他說：“日本人講武士道精神，仗義扶傾，施思不望報；但中國人講思義，雖一飯之恩，亦不能不報。這一回是我張作霖個人受了關東軍絕大的恩惠，只有盡我個人的力量來報答。”
張作霖的這番舉動，大出日本滿洲的軍政負責人的意外，當時竟無法作任何表示。張作霖專為辦此事而來，事畢，無片刻逗留，專車返回瀋陽；這番舉動，乾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其時已是年底，國內的局勢卻起了變化。首先是馮系大將李鳴鐘指揮以張之江一軍為主力的國民軍攻佔天津後，馮玉祥向執政府保薦孫嶽為直隸軍務督辦兼省長。此舉引起李鳴鐘的高度不滿，聯絡了馮部的幾員大將，向馮玉祥表示，天津是他們打下來的，國民二軍、三軍並無功勞，為什麼督軍、省長都給了國民三軍的孫嶽？
但馮玉祥有馮玉祥的打算，第一、他知道張作霖與“十省聯軍總司令”吳佩孚，都以他為假想敵，形勢孤單，需要籠絡孫嶽；第二、李景林雖然失敗，但實力仍在，與張宗昌合組“直魯聯軍”後，定會回師反撲，那時孫嶽不得不打頭陣，自己則可相機行事，進退不受牽制。好在他駕馭部下，另有一套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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