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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我問露西修女，能不能借我一本字典和一本辭海。她拿來了看圖說詞遊戲本和一片咽喉含片。
“還有一杯水。”她殷勤地說。
有一張你寄來的明信片，上面是藍鈴蒸汽火車的圖片。沒有留言。你似乎忘記了要寫字上去。
“哈羅德·弗萊為什麼不識相一點，讓我們少操點心呢？”亨德森先生坐在椅子裡說。他盯著自己的撲克牌，就好像在懷疑它們出老千。
“你朋友是個愛走路的人嗎？”凱瑟琳修女問。
我表示懷疑，我想。你和我一起只走過一次路。我試著在我的筆記本里畫一張你開著你的莫里斯1100的畫。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藝術從來不是我的強項。20世紀70年代末，我在蘇荷區和女藝術家們混在一起時，我負責幫她們買東西和代筆寫信，但從來不會畫畫。我會坐著為她們當模特，我讀書，她們給我畫裸體讀書的肖像。她們是很帶勁的一夥人，但經常忘記常識性的東西，比如食物和白天，只記得更迷醉的東西，比如愛與金酒。所以當凱瑟琳修女嘲笑我的畫時，她可能把你坐在車裡的畫誤會成一個男人坐在巨型兔子裡了。不過我不介意她笑我。她是對的。你看起來很滑稽。
但亨德森先生還沒講完明信片的事。“要是哈羅德·弗萊搭火車的話，他今晚就能到這兒了。我們就可以把這整件蠢事翻個篇，畫上句號了。”
“那不是目的，你這個糟老頭，”芬緹說，“隨便哪個傻子都能坐火車。”
“傻子？”他重複一遍，“你知道這裡誰是傻子嗎？”亨德森先生的手開始抖。它們看起來只剩皮包骨頭。他的關節凸出，衣袖空落落地蕩著，就好像身體已經沒有血肉了，只剩一個衣架子撐在狗牙圖案的夾克裡。他的嘴巴發青，嘴唇看起來像是有瘀紫。“從金斯布里奇到貝里克有多遠，你有沒有概念？”亨德森先生試圖起身，但要耗費太大力氣。他的膝蓋一折，又頹然跌回座位裡。“有多少英里，你有概念嗎？”
“我當然知道，”芬緹說，“我又不傻。反正他媽的很遠就對了。”
“超過六百英里！”
我當然也知道。我是坐巴士轉火車再坐巴士過來的。我們之間每多拉開一英里，就像又割掉了我的一部分。露西修女臉紅了。“真有那麼遠啊？”她拆掉幾塊拼圖。
“六百英里，而那個男人甚至還不經常走路！”
“我是做不到的。”凱瑟琳修女說，另一個義工贊同說他也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