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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還有個極其了不起的哥哥，還活得長，還寫得多，在民國人物裡，我找不出第二個了。
周作人筆下的民國教育是：在私塾先生的棍棒毆打之下學習《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從十三歲開始記日記，日記裡開始記錄的都是讀《壺天錄》《讀史探驪錄》《淞隱漫錄》《閱微草堂筆記》《徐霞客遊記》，等等。考試的題目是，“問，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平時用功，此心此氣究竟如何分別，如何相通，試詳言之”，又如“問，秦易封建為郡縣，衰世之制也，何以後世沿之，至今不改，試申其義”。都說萬惡的舊社會迂腐陳舊，但是如果少年人在二十歲前能讀通這類書，能獨立思考回答好這類問題，這樣的教育絕不能說是失敗。
周作人筆下的民國革命是：“原來徐伯蓀的革命計劃是在東湖開始的，不，這還說不到什麼革命，簡直是不折不扣的‘作亂’，便是預備‘造反’，佔據紹興，即使‘佔據一天也好’，這是當日和他同謀的唯一的密友親口告訴我說的。當初想到的是要糾集豪傑來起義，第一要緊的是要籌集經費，既然沒有地方可搶劫，他們便計劃來攔路搶奪錢店的送現款的船隻。”這個徐伯蓀就是不久之後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的徐錫麟。起義四個小時後被鎮壓，徐錫麟第二天被殺，心肝被恩銘的衛兵炒了吃了。
周作人筆下的日本是：“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為我在這以後五十年來一直沒有什麼變更或是修正。簡單的一句，是在它生活上的愛好天然，與崇尚簡素。”我看過很多說日本文化的書，周作人這句似乎平淡無奇的話總結得最好。
儘管周作人非常瞭解日本，他還是有巨大的疑問：“日本人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種種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卻顯得那麼不怕醜。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做證，行動上卻又是那麼拙。日本人愛潔淨，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是行動上又那麼髒，有時候卑劣得叫人噁心。”
周作人筆下的北京是，公開表演的京戲還有嚴重淫褻的成分，“我記不清是在中和園或廣德樓的哪一處了，也記不得戲名，可是彷彿是一出《水滸傳》裡的偷情戲吧，臺上掛起帳子來，帳子亂動著，而且裡面伸出一條白腿來，還有一場是丫鬟伴送小姐去會情人，自己在窗外竊聽，一面實行著自慰”。
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遍及北京的東南西北：宣武的補樹書屋，後海附近的八道灣衚衕，西城的磚塔衚衕，城中心的沙灘，崇文門內的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