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後方的嚴重分歧 (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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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中止會議，是一種策略。就像一個排球教練，在對方攻勢凌厲而我方連連失球的情況下，要求暫停，以轉換部署、穩定情緒、尋求扭轉局面之法。他始終認為，毛澤東留在部隊裡是對革命有利的。
毛澤東的地位比他低，但他尊重毛澤東。在前線與毛澤東相處的時間裡，他觀察過毛澤東，認為他是個智慧超群的人。在他貌似寧靜的身上，潛在著非凡的精力和意志；他農民式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動作裡，有種無形的凝重威儀和有力的對別人能施以深刻影響的氣質。
周恩來沉思著，追溯著促使毛澤東解職的背景，尋找有無把他留在軍隊指揮位置上的可能性：
1932年1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要“努力求得將中央蘇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鄂邊各蘇區聯絡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
1月上旬，周恩來致電臨時中央，說明中央蘇區紅軍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覆電：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
根據這一指示，蘇區中央局在瑞金召開會議，決定攻打處於蘇區包圍中的贛州，以便將中央蘇區與湘贛蘇區連成一片，解除向北發展的後顧之憂。中革軍委發出攻取贛州的訓令，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
歷史功罪之所以難以分清：就是每個做決策者與執行者都不是絕對自由的：有的是自己想抵制的，卻迫於領導命令或群眾壓力而去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的，卻迫於上級的干預和群眾的抵制而不能實現。自己所做的並不是自己想做的！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發生，淞滬十九路軍抗戰開始。
1932年2月4日，根據中革委部署，紅軍三軍團借國民黨淞滬抗戰之機，圍攻贛州。久攻不克，3月7日撤圍。
2月19日，蘇區中央局發出《對目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蘇區黨的任務》，分析了一·二八事變後國際國內形勢，指出蘇區黨“應利用目前極端有利的時機……奪取中心城市……集中主要火力反對主要的右傾危險。……同時也不要放鬆那種左傾的反中農傾向”。
自1932年2月中旬以來，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申報》連日登載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對此，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進行反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