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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金匠’＜銀行家的先驅＞20—30％的鉅額高利貸利息和貼水。因為這種營業這樣有利可圖，所以‘金匠’給王室的貸款越來越多，他們預先得到國家的全部稅收，把議會透過的任何撥款都作為抵押，還彼此爭先購進或受押匯票、支票和借契，實際上，全部國家收入都經過他們的手。”約翰·弗蘭西斯《英格蘭銀行史》1848年倫敦版第1卷第30、31頁“設立銀行的建議以前已經提出多次。設立銀行畢竟是必要的。”同上，第38頁“僅就遭受高利貸者盤剝的政府來說，要以議會的撥款作為擔保獲得適當利息的貸款，就已經有必要設立銀行。”同上，第59、60頁】，從而更嚴格地更牢固地控制著國家。因此，當計劃設立英格蘭銀行時，託利黨就抗議說：
“銀行是共和國的制度。在威尼斯、熱那亞、阿姆斯特丹和漢堡，銀行很繁榮。但是，誰聽說過有什麼法蘭西銀行或西班牙銀行呢？”
阿姆斯特丹銀行1609年，和漢堡銀行1619年一樣，並不標誌著現代信用制度發展中的一個時代。它純粹是一個存款銀行。銀行發行的本票，事實上只是存入的貴金屬鑄幣和貴金屬條塊的收據，要有它們的持有人的背書才可以流通。但是，在荷蘭，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業已經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而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於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和現在的英國一樣，十七世紀的荷蘭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模範國家。以貧窮為基礎的舊式高利貸的壟斷，在那裡已經自然而然地被推翻了。
整個十八世紀都有一種呼聲立法也照此辦理，要以荷蘭為例，強制壓低利息率來使生息資本從屬於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而不是相反。主要倡議人是約瑟亞·柴爾德爵士，現代英國私人銀行業之父。他抨擊高利貸者的壟斷，完全和摩西父子成衣批發公司叫囂反對“私人裁縫”的壟斷一樣。這個約瑟亞·柴爾德同時又是英國證券交易業之父。因此，他這個東印度公司的獨裁者，是以貿易自由的名義來為東印度公司的壟斷作辯護的。他反對托馬斯·曼利《對貨幣利息的錯誤看法》說：
“他作為一幫心驚膽戰的高利貸者的衛士，把大炮臺建築在我認為最不堅固的地點上……他直截了當地否認低利息率是財富的原因，而硬說這只是財富的結果。”《論商業》1669年版。譯自英文，1754年阿姆斯特丹和柏林版[第120頁]“如果使一國富裕的是商業，而壓低利息又使商業擴大，那末，壓低利息或限制高利貸，無疑是足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