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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還權、塗改權和批駁權，哪怕皇帝的敕令也不例外。元和年間，給事中李藩就在唐憲宗的敕書上寫過批語。當時有人說，你的意見怎麼能寫在聖旨上？李藩卻回答：另外找張白紙寫，那還叫批駁嗎？[13]
給事中的分量，可見一斑。
毫無疑問，李藩膽敢在聖旨上寫寫畫畫，並不因為他是李藩，只因為他是給事中；給事中有分量，則又由於門下省有權力，包括稽核權和副署權。稽核權是針對中書省的，副署權卻是針對皇帝的。沒有門下省官員的副署，敕令就沒有法律效力。因此，副署便成為制約皇權的有力武器。
魏徵就使用過這項權力。
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唐太宗聽信封德彝的建議，要徵點十八歲以下的男孩子當兵。當時他簽署的敕令已經送到門下省，魏徵卻死活不肯簽字。結果，逼得李世民認真聽取魏徵的意見，終於收回成命，從而避免了錯誤。[14]
唐太宗開創的新政治，其實是有制度保障的。
實際上給事中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言官或諫官。言諫制度是秦漢就有的，最主要的官員是給事中和諫議大夫，合稱給諫。其下則唐有補闕、拾遺，宋有司諫、司言。他們也分左右，而且兩代都是左在門下省，右在中書省。
給事中們的職責，是對皇帝的言行和朝廷的政令提出意見和批評。這就是言諫。監督政府和官員的則叫監察。監察制度也是秦漢就有的。從秦漢到明清，中央的監察官員都叫御史，監察機關則西漢叫御史府，東漢以後叫御史臺，明清兩代叫都察院。所以，監察官員也叫臺官。
臺官與諫官合在一起，就叫臺諫，也叫臺垣，因為監察機關叫憲臺，言諫機關叫諫垣。監察和言諫，有時也會聯合辦公。比如給事中，就有權與侍御史和中書舍人組成合議庭受理冤假錯案，叫“三司受事”，也叫“三司詳決”。侍御史是御史臺的官員，從六品下，官階更低。然而包括宰相，都是其監督物件；甚至連皇帝，也都可以批評。
在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制度設計的用心，那就是權力的制衡。在這種制度下，沒有誰的權力不受限制。中書省有匿名制，門下省有封駁權，言諫官員有批評權，監察官員有監察權，皇帝和宰相都不能為所欲為。而且，為了保證監督和批評有效，還規定言者無罪，一言不發反倒是瀆職。
但，這裡面還是有問題。
問題很明顯：監督部門的權力那麼大，會不會成為新的不可控力量？不會。因為垣官（言諫）只有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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