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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龍發 譯
像前輩們那樣，看來在今後幾年裡我必須再次專心致志地回憶孩提時的往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這可以說是種懲罰，還得在相反的前提下，對自己的講述才能作一番懷疑，並加以彌補。說故事要有聽眾，講故事的人要有勇氣。你面對的是一群聽眾，與他們共處一地，其間有個習慣、語言和思維方式的問題，這時你得拿出勇氣來。青年時代我崇拜的（至今還愛戴和喜歡的）首先是講述那個塞爾特維拉故事的敘述大師。好長時間他幾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篤信自己和前輩們一樣也有這方面的天賦，每次講故事，也是與我的聽眾、讀者共處一鄉的，用他們和我一樣既熟悉又認識的樂器和歌譜為他們彈琴吟唱。雖然不像學校用的教科書和兒童看的連環畫那樣，道理淺顯易懂，但在我講的故事裡雖說光明和黑暗，喜悅和悲哀，善良和邪惡，有為和痛苦，有神論和無神論不那麼絕對和那麼涇渭分明地可以分開來，但其中不乏細膩動人之處，有心理的變化，特別是充滿幽默的情趣，什麼聽不懂，缺乏故事的可述性，什麼故事那種展開、衝突、團圓一成不變的清一色情節套路，這些根本性的疑惑一概不存在。講故事要像講塞爾特維拉故事的大師那樣講述；聆聽故事要像聽大師講故事那樣，給自己和聽眾帶來樂趣。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才慢慢地勉強地認識到自己的生活與講故事的方式格格不入，為講故事或多或少佔去了大半人生中的閱歷，不是放棄講故事這個行當，就是決定不做一個講故事的好手，而去做個蹩腳的故事員。從講述《迪米安》1的故事到介紹《東方之旅》2，我講的東西越來越脫離美好的傳統。假使今天我再嘗試寫些簡短的個人的閱歷的話，一切創作技巧都會從我的手中溜掉，親身的經歷幾乎像幽靈那樣嘈雜、紛繁，難以看透。我不得不承認，近幾十年裡稱得上有分量的有價值的東西莫過於講述的技巧，但是它已經使我懷疑和猶豫了起來。
卡爾弗拉丁文學校有幾個不太令人喜歡的班級。一天上午，我們學生正在做作業，過了一個很長的假期之後剛開學沒幾天，每個學生把自己父親簽過名的藍顏色的成績本子交給了老師。大家都還沒能適應如監獄般單調無聊的學習生活，這一點特別明顯。就連那位還不到四十歲的老師，在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學生眼裡看來，與其說情緒糟糕，倒不如說意志消沉。只見他在那把墊得老高的椅子上端坐著，面容蠟黃，躬著腰在看每一本成績手冊，一副痛苦不堪的樣子。自從他年輕的妻子去世後，他和他唯一的幼子生活在一塊。兒子的額頭高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