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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到灭火盆里。”但这是真的，她确实请我星期天晚上去。我们可以乘十点的火车返回，如果我们想多呆一会儿，她也许会让我们开她的车回来。
按我当时的观点，与拥有豪华轿车、一个男仆两个女佣、一个马夫和一个花匠的人交往简直是无耻之极，可这是在我忙不迭地接受了邀请并问我那件黄色礼拜服是否够庄重以后才想起来的。
还没到星期六我就兴奋得不能自已，先是兴高采烈，继而又忧心忡忡。我在她家应该说什么？举止应如何？怎样与她交谈？我一直引以为豪的礼服一下子有这么多褶子和污渍，领子已破边。再说我的帽子破旧不堪，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用我那三件精品——一双尖尖的低帮鞋，一条红艳艳的混纺丝织领带和一副镍钢边的眼镜——抵消掉。
星期天晚上，我同实习生一道步行去塞特林根，我由于兴奋和窘迫而心烦意乱。看见别墅了，我们面前是铁栅栏和洋松柏，狗叫声掺杂着门铃响。一个仆人让我们进了门，他默默无言，傲慢地招待着我们，几乎都不肯屈尊拦住要往我腿上扑的大伯尔哈德狗。我不安地看看我的手，几个月了都没这么干净过，头天晚上我用煤油和肥皂洗了足有半个小时。
身穿简便的浅蓝色夏装的贵妇人在会客厅迎接了我们，同我们握手后请我们入座。晚餐马上就好了，她说。
“您近视吗？”她问我。
“有一点。”
“眼镜一点儿不适合您，您知道吗。”我摘下眼镜放好，做出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您还是社民党人？”她继续问道。
“您是说社会民主党党员？是的，一点不错。”
“究竟为什么入党？”
“出于一种信念。”
“原来如此。但您的领带真的很漂亮。怎么样，我们现在吃饭吧。你们大概饿着肚子来的吧？”
隔壁房间摆好了三套餐具。出乎我的意料，除了三种不同的杯子外没有任何令我尴尬的东西。一碗猪脑汤，一个烤腰子，外加蔬菜，色拉和点心，都是些我懂得如何吃的东西，不会让我出丑。酒是女主人亲自斟的。吃饭时她几乎只和实习生聊天，因为佳肴美酒吃得可口，不一会儿我就感觉适意，还算有了些自信。
晚饭后，仆人给我们把酒端到会客厅里，当给我递上一支上好的雪茄、令我吃惊地用金红色的蜡烛点燃时，那份惬意已升为快意。于是我也斗胆地打量起贵妇人来，她典雅俏丽，我颇为得意地有种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极乐世界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