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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是這些警句，而不是別的。把關於人類的思考當做庸人的昏話、對於未來的要求當做紙上談兵、關於人類的考慮當做空談，這樣的人事實上還是大猩猩，要成為人，還得走很長的路。
有一個很好的，連“實踐者”也會欣賞的例子：彼得斯在他有關殖民地的回憶錄談到一件事，有一次，他要當地黑人種植椰子樹，黑人拒絕做，因為這太費力，太荒謬了。彼得斯把賬算給他們聽，告訴他們，現在種下的樹木，八年、十年之後就會長大結果，所得收穫將百倍於今天付出的勞力。這一點黑人也知道，他們並不笨。可是，他們覺得，為了十年後才得到的報酬現在要如此辛苦，簡直太不可思議了，他們對頭腦簡單的白人大大取笑了一番。我們思想界的人，我們詩人、先知、白痴、未來的夢想者，我們就是為未來種樹的人。我們種下的樹有許多將長不活，許多種子將發不了芽，我們的許多夢想也將被證明是錯誤、是失敗的嘗試。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只是，我們不應該想把詩人變為實踐者，想把心存信仰的人變為會算計的人，想把夢想者變為組織者。戰爭期間，藝術家、詩人、知識分子被徵用去當兵、做挖土工。現在，人們又要讓他們“政治化”，使他們成為現實形勢發展的傳聲筒。這就好比想把氣壓計當榔頭使。只因今天有需要，就要立刻把一切力量用於日常的事務，讓一切意願服務於跟前的實踐。
即使有迫切的需要，這種胡鬧的行為事實上無濟於事。就算你們把詩人變為演說家，把哲人變為部長，世界前進的步伐也不會加快。一個人能夠做他天生該做的事，做他本性要他做，因而樂意做、做得好的事，在這樣的地方社會才會有進步。對未來的思索，對將來者的信念，以及與未來和遠方種種可能性的千百種遊戲永遠和政治組織及麵包、房子同樣重要，即使實踐者認為這些是奢侈品。
我們這些信仰未來的人會一再提出古老的道德要求：“你不可殺人。”即使將來有一天全世界的法律都禁止殺人（包括戰爭中殺人和劊子手殺人），這一要求也永不停止。因為要有任何進步、要成為人，就應該有這種要求。我們殺的太多了！我們不只在愚蠢的戰爭中，在革命時愚蠢的巷戰中，在愚蠢的死刑中殺人——我們無時無處不殺人。當我們因為需要而把有天分的年輕人送上對他不合適的工作崗位時，我們在殺人；當我們對貧窮、急難、凌辱視而不見時，我們在殺人；當我們因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