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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闽西军阀郭风鸣所设置的埋伏，飞越瑞金与长汀交界处的隘岭，到达了长汀县四都乡。后来在长岭寨（又名胜华山）消灭了郭风鸣旅，打死了郭风鸣，为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那么，在苏区已有充分根基的情况下，有三万人的武装力量，实在也算可以了，重建中央苏区的日子不会很远。项英似乎心定神宁了，他准备在保卫苏区中大显身手，在重建苏区中创造奇功显勋了。此时，他反而为西征的主力担忧起来：
“苏区的坚持与恢复是不存在问题的，你们放心好了。当你们重新归来时，面貌将会大变的。我倒担心你们的远征。你们应该注意周恩来，这个人容易转向，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周恩来的出身我清楚，旧官僚家庭的那一套处世哲学培育了他的调和主义……”
项英停下来等待博古翻译。
“他在青年时代，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李德说，“他是应该将自身弱点洗涤净尽的……”
“他不可能清洗净尽，他是不是愿意清洗还是个问题。”接着项英举出了证据，“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官僚家庭有所认识与它断绝关系，而是充满怀念和感激之情。他在1928年10月离苏回国时，不顾身负传达六大精神的重要使命，竟然在沈阳逗留，看望他的伯父，重温天伦之情……”[1]
博古与李德对此，并不像项英看得那么严重。但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站在为自己辩护的立场上，对博古、洛甫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博古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然不得不主管政治问题以及越来越突出的军事问题，这就使他违背自己心愿地成了毛的对手。他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在理论上很有修养；虽然年轻，但政治上很有经验，然而在制订军事方针时，他总乐于接受我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决定。
这一点，李德写得很策略，很有分寸。他说博古乐于接受他的“建议”和周的“决定”，以证明他不是后人说的“太上皇”。
……我同博古之间逐渐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也经受了以后几年意见分歧的考验。我同他作过多次交谈，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观点，但他认为必须同毛合作，以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他而维护党的统一。他被毛“贬职”以后，还一直坚持这种看法，直至1946年悲惨地死去。诚然，这种“忠诚”的态度，使他以后又激烈地支持毛的政策。
只有共产国际的权威和苏联的利益，在他看来始终是高于一切的。
洛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