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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一定要公正，不然，接受起来也不会口服心服。”
“我们的确带的辎重太多，背着包袱打仗是不行的。”周恩来带血丝的眼里有种压抑的激动，“这是我们对西进形势估计不足的地方，我们整个计划是有很多弱点和疏漏的……”
“若说辎重，我们未出江西就丢得差不多了。”李德声调中流露出不耐烦和抗辩的色彩，“压根儿就不该带着庞大的政府机关！现在是谁拖住我们的腿？是物资还是至今仍然没有渡江的那两个中央纵队？哪有带着六十岁的老头子、抬着伤员病号、拖着怀孕的妇女打仗的？我们只能为他们保驾，坐轿子的反而埋怨抬轿子的避战。”
“我认为现在争论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周恩来不愿陷进个人是非的纠缠中，他用规劝的声调说，“问题是如何挽救目前的危局！”
会议出现了折磨人的沉默，或者叫僵局。这是“最高三人团”成立以来，出现的第一次难堪的场面。
1934年夏天，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最高三人团”的所有功过是非和历史责任，的确是很难分清的。
有时，一个领导者，由于上下左右的制约，干了本来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反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桂冠便落在他的头上，贪天之功，成了时代的宠儿；有的则相反，被迫干了自己极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失败了，便成了可怜的替罪羊。不管成功失败，任何人都在历史的合力推动下进退沉浮。
当然，主要责任还要由党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来承担。这只能就他所处的地位而言，正像一流选手因故不能出场，冠军被二流选手获得一样，这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不久的青年人（在1931年担任中央负责人时才二十四岁），也是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又偶然的情况下，推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的。那时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只好由他来暂时填补权力真空。他热情奔放、聪明能干，却不成熟，在中央苏区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