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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地才參軍的。現在不光見不到地了，也見不到家了。咱們拋家舍業別妻離子去送死，到底為了什麼？”文慶桐認為自己有道理。文慶安卻也說不出他哪裡不對。
“逃兵若被捉回來，是要受罰的！”
懲罰逃兵，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決議中早提到了：單純的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包括報復主義、小團體主義、僱傭思想、享樂主義、消極怠工、離隊思想）、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餘，其中包括槍斃逃兵制度和肉刑制度等等。
在1933年7月11日還發過一個《反逃跑十人團的組織與工作綱要》，開頭是這樣寫的：
為了開展反逃跑鬥爭，完全消滅部隊中的逃跑現象，最大限度保障紅軍的鞏固，依據方面軍首長第七號訓令決定，在各部各單位中組織反逃跑“十人團”。
這是在回憶錄中很少提到，甚至不可能提到的，但卻是當時的真實。諱避了真實情況，把粉飾過的歷史給人們看，是違背馬克思“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的要求的。虛假與欺瞞，是虛弱的表現。造假，可以葬送一代人，教壞一代人，汙染一個民族的靈魂。
那些久經戰陣的老戰士們，卻有一種戰鬥的焦渴，沒有仗打就覺得無聊，一聽說打仗，便歡欣鼓舞。這種具有原始的、神聖的英勇犧牲精神，也感染著新兵，很容易產生那種“活著幹，死了算”的拼命主義。
文慶安對那些開小差的新兵採取體諒的態度，而他自己卻剋制住這種沒出息的慾望，想成為一個有血性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漢！
文慶安的政治覺悟和其他戰士一樣，是明確而簡單的：“紅軍是窮苦人的隊伍，打土豪分田地，領導窮人翻身求解放，過上不受壓迫不受剝削的好日子。”在指導員上入伍第一課之前他就懂了。而且懂得這個道理，就可以當指導員當宣傳員了，就已經夠用一輩子的了。這就是他們頭腦裡的全部馬克思主義。
嚴格說來，這個道理之所以易學易記易懂，是建立在農民自身利益（打土豪分田地）基礎上的！農民不像一些出身名門的知識分子那樣，他們背叛自己的家庭、階級，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冒著掉腦袋的危險參加共產黨，追求的是偉大的理想和真正的信仰，所以他們的鬥爭來得堅決，視死如歸。
而中央蘇區中的許多農民，尤其是中農，當土地政策侵犯了他的利益後，他們立即反水，拿起槍來打紅軍！
農民的利害關係是明確的，目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