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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英送走陳毅之後，說服了賀昌，獨斷專行地執行“保衛紅區，等待主力回頭”的方針。錯誤並不意味著恥辱，而在於對形勢判斷的謬誤，因而所採取的措施也必然引出不良後果。
為了採用大兵團作戰與敵人死打硬拼，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組建新的獨立團的工作上，游擊隊升級為獨立團，大大削弱了地方力量。
項英為了“興奮蘇區群眾，提高鬥爭信心”，準備打一個大仗。他把二十四師以及瑞金、會昌地方部隊，集中在瑞金謝坊附近的灣塘岡，伏擊敵人東路軍的一個師。這次戰鬥擊潰了敵人一個旅，這種殲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消耗戰，仍然算個勝仗。
這一仗在戰術上取得了小勝，在戰略上卻完全暴露了自己。敵人立即集中了四個師對紅二十四師圍堵追剿。贛縣牛嶺一仗，紅二十四師和獨立三團、十一團被敵擊潰，損失慘重，失掉了項英所說的“最後堅守的陣地”。
牛嶺戰鬥之後，形勢日益惡化。國民黨把主力集中在於都與會昌之間，對中央蘇區革命鬥爭的中心地帶——瑞金的銅缽山進行重點圍剿。在於都河南岸和會昌河北岸大築堡壘，設立封鎖線，並令南方粵敵陳濟棠部向會昌河南岸進逼。
直到這時，項英才明確無誤地意識到：中央蘇區可怕的災難已經不可避免地降臨了！後來，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中央辦事處和贛南省機關、部隊，全被擠壓在狹小的仁鳳地區，陷入絕境。
西征途中，遵義會議的訊息，對項英也是一個打擊，他這才朦朧地發現他一向堅持的是一條錯誤的軍事路線，加上目前的困境，使他有所覺醒。
1934年11月底，陳毅傷口仍未癒合，卻可以起床工作了。在中央分局會議上，提出全面轉入游擊戰爭的意見，雖然絕大多數同志贊成，項英卻固執己見。他不願正視現實，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仍要再看兩個月，而後決定。
這種碰到南牆不回頭，見到棺材不落淚的執拗性格，真叫陳毅無可奈何。
項英不斷向西征途中的中央請示方針，這在陳毅看來無非是一種形式主義，一種挽回面子的心理表現。項英不能容忍陳毅的意見比他高明。陳毅一向寬宏大度，光明磊落，直爽坦誠，從不動這種小心眼。所以，當牛嶺戰鬥失敗後，陳毅一句也不提過去他們的爭執。
1935年2月13日，項英終於得到了中央指示，也是最後的指示：
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一連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