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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洪述祖是趙秉鈞的秘書，因此宋教仁被刺後，很多人立刻就將趙視為刺宋幕後主使，然而，這種建立在一般人際關係基礎上的推斷實在太過簡單，也很危險。當宋案證據尚未公佈之時，在一片懷疑聲中，《時事新報》便發表社論，提醒人們應當注重證據，不可漫加懷疑。其言道：
今宋案之內容既未披露，則吾人所當望於宋案者，第一即在案中之證據。證據所在，國法隨之。古時為親者諱、為尊者諱之例，決不適用於今日……夫洪之所以受嫌疑，則因搜查證據之時，發現應與洪之關係，以證據而被嫌疑，天下所以痛心疾首於洪也。雖然，嫌疑之地，有其界說存焉。若漫無界說，逞一人之私意，一己之私憤，道路之人，皆無不可在嫌疑之列也。以人的關係，而推及於同鄉，以官的關係，而推及於同僚，則桑梓之誼不能存，寅寮之間有大戒，恐古之專制時代，瓜蔓抄之牽累，不如是其甚也。[153]
馮國璋則在證據公佈後發表通電，明確表示“不能以洪述祖之故，疑及趙總理”，電曰：
宋前總長之被刺，證據已經宣佈，所可推測者，洪、應為案中最要之人，其他無可臆斷。平情而論，責趙總理之任用非人可也，以洪、應之罪加之於趙，則必不可。按之事實，既無指趙與聞之證實，考之法理，除法庭裁判外，亦無何人可任意加人以罪名。[154]
趙秉鈞之所以被很多人視為刺宋幕後主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於1913年1月14日函送應夔丞的密碼電本，後來成了洪述祖和應夔丞策劃殺宋的通訊工具，而洪述祖又是趙秉鈞的秘書，被國民黨人視為趙之私人。然而，如果嚴格依據史料分析，洪述祖產生殺宋之意在3月6日其致應夔丞函中，而“應密電本”至遲在2月22日趙秉鈞就已經交給了洪述祖，因此，趙秉鈞對洪、應二人後來利用“應密電本”策劃殺宋之事是否知情，就需要審慎分析。
趙秉鈞手中後來不再掌握“應密電本”，這一點無可懷疑。先是1913年2月22日，洪述祖有一函致應夔丞，其中寫道：
以後勿通電國務院（除巡緝長之公事不計），因智老已將“應密電本”交來，恐程君（指國務院秘書程經世——引者）不機密，純全歸兄一手經理。[155]
趙秉鈞對此事的說法則是：“洪一日來，謂得應秘電，請假秘電本一用，此後竟未繳還。”[156]不管哪一種說法，都證明2月22日以後，趙秉鈞手中的確已經不再掌握“應密電本”。洪述祖1917年在上海公共公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