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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身份地位的高低貴賤無關。金錢以外，能起到作用的，就是個人的魅力，如年齡、相貌、風度、談吐、才情等，也與身份地位的高低貴賤無關。所以，宋徽宗與其臣周邦彥同嫖名妓李師師，師師更傾心鍾情於周邦彥，徽宗皇帝也無可奈何。雖因“吃醋”而罷了周邦彥的官，後來又只好把周召回，任命為大晟正。這正是青樓不同於社會之處。在青樓之外，人與人之間是有高低貴賤之分的。但是一進妓院，管你諸侯將相、公子王孫，抑或落第文人、發跡商賈，大家都一樣，都只有一個身份——嫖客，因此可以不論尊卑，不守禮儀，不拘行跡，紛紛解囊共買一笑，豈不是“大家一樣，人人平等”？
實際上，妓院對於它的“客戶”，從來就是“平等”相待的：一樣“來的都是客”，一樣“全憑錢一囊”，一樣“相逢開口笑”，一樣“過後不思量”，當然也一樣軟刀割肉狠“宰”，而且宰完後一樣“人一走，茶就涼”。“一樣”並不等於“平等”，但在封建等級制度森嚴的社會，“一樣”總比“不一樣”讓人心理平衡。於是青樓便成了封建等級社會的“心理制衡器”。至於嫖客和妓女之間，身份也是“平等”的：你是浪子，我是蕩婦，你嫖娼，我賣淫，大家都不是“好東西”。所以，你不用擺架子，我也不用裝樣子，光脫脫，赤裸裸，反倒真實。誰也不用笑話誰，誰也不用蔑視誰，誰也不用害怕誰，誰也不用提防誰，完全用不著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裝腔作勢、作態擺譜。可以說，社會和家庭開的是“假面舞會”，而妓院與青樓開的是“脫衣舞會”。前者文明，後者粗野，前者高雅，後者下流，但真實性卻也不可以道里計。
“骯髒”的金錢與性，就這樣造就了畸形的“平等”。然而，在封建等級社會中，人與人，尤其是男人與女人之間，如果要講什麼“平等”的話，大概也就只有這一種了。
於是，就有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許多悽婉美麗的愛情故事，竟是發生在妓女身上。
這樣的愛情故事是講不完的。
最早的一個有名的故事大約是南朝劉宋時的“燕女墳”。這個故事講，當時一位名妓姚玉京，嫁給了襄州小吏衛敬瑜，沒有多久，丈夫溺水而死，玉京為之守節。衛家樑上，有一對燕子，也被鷙鳥抓走了一隻。從此，玉京與孤燕，便同病相憐。秋天到了，燕欲南飛，臨行前，飛到玉京手臂上來告別。玉京在燕子的腳上繫了一根紅繩，說：“新春復來，為吾侶也。”第二年，這隻燕子果然回來了。姚玉京大為感動，便賦詩一首贈燕雲：“昔時無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