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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關隴集團和人民群眾一起拋棄的。
但，隋煬帝的重心轉移和打通南北卻沒有錯。如果能把洛陽建設得樸素和緩慢一些，就更沒有錯。因為洛陽的地理位置確實比長安更好。作為真正的“天下之中”，無論調配物資還是調遣軍隊、發號施令，洛陽都比長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陽，其實更有利於建設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因此，貞觀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三個月後，營建洛陽的詔令下達，初衷就是為了便於管理和節約成本。遺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張玄素。
張玄素給唐太宗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勞民傷財。他甚至為唐太宗開出明細賬單，比方說當年隋煬帝營建洛陽時，僅僅搬運一根柱子就需要數十萬人工。張玄素還說，當今國力遠非隋時可比，隋亡之鑑又近在眼前。如果還要重蹈覆轍，那就連隋煬帝都不如。
太宗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紂嗎？
不難想象，他當時肯定一肚子氣。
張玄素卻說，只要營建洛陽，那就沒什麼區別。
不過，接下來張玄素又說：想當年，陛下平定洛陽，太上皇下令毀滅宮殿，陛下卻提出要將拆下來的磚瓦木材賜給窮人。這件事，民眾頌揚至今，陛下自己難道忘了嗎？
唐太宗只好說：我考慮不周。[33]
營建洛陽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決定卻絕非一時興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煬帝的老路，因為他們倆實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透過打倒現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關隴集團以外的力量。沒錯，在長期的征戰中，李世民與“山東豪傑”的關係非同一般。
於是一切都變得跟隋代一樣：太子黨以關中為本位堅守長安，老二幫以關東為基地青睞洛陽。不同的是，由於張玄素的慷慨陳詞，長安與洛陽之爭變成了王道與霸道之別，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間路線，立足關中實行仁政。[34]
對此，魏徵似乎是贊成的，卻未必十分在意根據地應該在關中還是關東。他更在意的還是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在他看來，那才是應該畢生追求的東西。[35]
那麼，新政治又該是怎麼樣的呢？
[30]貞觀之治的實現，《新唐書·魏徵傳》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均記在貞觀四年，《資治通鑑》還明確記在頡利可汗被俘，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之後。
[31]見《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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