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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是一個星期二的清晨，天氣寒冷，萊姆一面回憶著自己的經歷，一面收聽NPR公共電臺的廣播節目。播音員嗓音渾厚，帶著調頻立體聲廣播特有的韻味，正在播報關於後天即將舉行的花車遊行活動的準備工作，在那之後還安排了慶祝儀式和政府官員參加的會議。本來，所有這一切都理所當然地應該在首都華盛頓舉行。但是由於“支援紐約”的態度壓倒一切，所以這些活動被移到了紐約來舉行，而觀眾和示威者將大量擁上街頭，阻礙交通，使得華爾街周圍那些安全神經本已十分緊張的警察更加如履薄冰。政界和體壇如出一轍：本來計劃在新澤西舉行的體育專案季後賽，現在也易地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成為一場宣揚愛國精神的作秀行為。萊姆譏諷地想著，明年的波士頓馬拉松比賽是否也會改在紐約舉辦?
真是今非昔比……
萊姆開始確信，其實他自己的劫後狀態倒沒有太大的變化。當然，他的身體狀況和他所能看到的城市天際線高度的確發生了變化。不過從本質上來說，他的為人仍和以前一模一樣：兼任警察和科學家的雙重職責，缺乏耐心，易發脾氣有時還令人討厭，冷酷無情，對無能和懶惰的行為決不寬容。他從不因自己的殘障而提出任何要求，也不抱怨，更沒有計較自己的傷情但他決不寬恕那些違反《美國殘障人士法案》的大樓業主，因為他在犯罪現場調查時一定會批評他們不合規範的大門寬度和殘障通道的設定。
他正聽著電臺的新聞報道，覺得這座城市裡有些人似乎陷入了自憐的狀態，這讓他頗為氣憤。“我要寫封信。”他對湯姆說。
湯姆是他年輕的生活助理，身材修長，穿著黑色的休閒褲，白襯衫，外加一件厚厚的毛衣萊姆位於中央公園西區的城區住宅有兩個缺陷：供暖不足，隔熱層老舊。湯姆正在為聖誕節的到來而進行有些過分花哨的裝飾。他聽到萊姆的聲音，便抬起頭來。他將一株微型的常青樹放在桌子上，桌下早已放著一份禮物，不過沒有包裝：一盒成人用的一次性紙尿布；萊姆很喜歡這種擺法，覺得這樣挺有諷刺意味。
“寫信?”
他闡明瞭自己的理論，認為照常進行自己的工作才是更為愛國的表現。“我要給他們點顏色瞧瞧。我想，就寫給《紐約時報》吧。”
“為什麼不呢?”生活助理問。他的職業叫做“家政服務員”儘管湯姆說，替林肯·萊姆服務簡直讓他成為了一位“聖人”。
“我一定要寫。”萊姆堅定地說。
“真有你的……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