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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來,大人都很小聲,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幾天不許娛樂,因此大人們喝酒時,都要把窗簾掛得嚴嚴實實,把門緊緊關好,然後才敢把酒往肚子裡倒。
第二天上午,我還得繼續上學,到了班上後,老師又把毛主席去世的訊息告訴給我們,課自然沒其他內容了,恐懼成了最重要的課程。
老師的語氣是哀痛的。不一會兒,我們五十多人中就有人哭了起來,不用回頭也知道是我們的女班長,這一下,我們的壓力很大,有人哭了我們不哭那可是階級感情的問題,於是很快大家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正在這時一位老師走了進來把我叫走:“大家化悲痛為力量,白巖松跟我走。”
原來當時我是學校廣播站的廣播員,一大堆懷念毛主席的稿件等著我去唸呢。於是我就坐在學校的廣播室裡,拿著沉重的腔調開始播送。
那幾天由於我父親時日不多,家中大人很多,感覺得到,他們憂心忡忡,誰也不知道中國將會怎樣?議論起來,他們也左顧右盼,唯恐哪句話說錯了給自己惹下大禍。
家中的氣氛自然凝重極了。
9月15日,我的父親去世了,對於我們一家人來說,家人的離去自然是哀傷的極致,然而畢竟毛主席剛剛去世,我們對於父親的追悼也不敢大張旗鼓,哭聲多少有點兒壓抑。悲傷不能無限制地釋放是我對那一個九月最深的記憶。而每一個人對未來的恐慌,沉甸甸地在那時人們的心中壓了許久。
然而痛苦過後光明就一點點到來,國家如此,家庭如此,個人也如此。
那一頁翻過去了!
…………
有了二十一年前那樣一種偉人離去後民眾恐慌與擔憂的記憶,很自然的,小平去世,也直接下意識地有了些擔憂。
但中國在這二十一年中已經脫胎換骨。
知道小平去世後的那一個上午,我們攝製組的幾個人一直在議論中度過,相信每一個人心中也多少對以後幾天工作是否能夠如期進行沒有太大的把握。
悲痛和擔憂是必然的,工作仍要繼續,中午和要接受採訪的物件打了個電話,對方回答我們:下午的採訪可以正常進行。
中午從賓館出來,大街上依然車流穿梭,行色匆匆的路人與往日看起來沒有什麼兩樣,餐館裡大多數仍然是座無虛席。看起來,雖然空氣中隱隱有一種偉人離去後異樣的味道,然而生活仍在正常繼續。
進行完廣州的採訪,第二天我們趕到深圳繼續有關廣東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