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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側一溜兒全是些起著時髦店名的旅館，像“裡茨”“卡爾頓”什麼的。這些旅館的門總是開著，一天當中無論什麼時候你都可以在那裡租到一間房間，在裡面待上一兩個小時。一週前，我重新去那條街上看過。街的一半已經沒有了——旅館所在的那一側已被炸成了碎片。那晚我們做愛的地方只剩下了一片空氣，但它曾經是“布里斯托爾”旅館。大廳裡養著一盆蕨類植物，一個蓄著青灰色頭髮的女主管把我們帶進旅館裡最好的房間：那是一間地道的愛德華國王時代風格的屋子，裡面有寬大的鍍金雙人床、紅色天鵝絨窗簾和大穿衣鏡（上阿巴克爾林蔭道來的人從不需要兩張單人床）。我對當時的一些瑣事記得很清楚：女主管問我們要不要在那裡過夜；短時逗留的房費是15先令；電錶只接受整先令的硬幣，而我倆誰也沒有整先令的硬幣。不過，除此以外的事情我就記不真切了——比如薩拉第一次看上去時的樣子，或者我們都做了些什麼，這些都記不清了，只記得我們兩人都很緊張，做愛做得很糟糕。但那沒有關係，我們已經開始了——這點才是重要的。那時候，在我們的前面有整整一個人生可以期盼。噢，對了，還有一件事情我始終記得，那就是在我們的房間（半小時後它成了“我們的房間”）的門口，當我再次吻她，並說自己很不樂意想到她要回到亨利身邊去的時候，她說：“別擔心，他在忙著那些失去丈夫的婦女們的事兒呢。”
“我甚至討厭想到他會吻你。”我說。
“他不會的，沒有什麼東西比洋蔥更讓他不喜歡的了。”
我送她回公共草坪那一頭的家。亨利書房的門下面露著燈光，我倆上了樓。在起居室裡，我們難捨難分地相擁著。“他會上樓來的，”我說，“隨時都會。”
“我們能聽到他的動靜，”她說，同時又用讓人驚駭的冷靜態度補充了一句，“有節樓梯總會吱吱嘎嘎作響。”
我的外套還沒來得及脫掉。我們相互親吻著，而與此同時，樓梯上傳來了吱吱嘎嘎的響聲。我悲哀地注視著薩拉鎮定的面孔，這時候亨利進來了。她說：“我們正指望你上樓來給我們送點喝的呢。”
亨利說：“當然可以，你喝點什麼，本德里克斯？”我說：“不喝了，我有活兒要幹。”
“我記得你說過夜裡從來不幹活的。”
“噢，這事不算，是篇書評。”
“書有趣嗎？”
“不太有趣。”
“我要是有你這種凡事拿得起、放得下的本事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