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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這個暗示著某種並不存在的義務的字眼了），但這沒什麼用，因為我還不清楚嗎？只要有慾望，即使是在最危險的環境裡也有可能偷情。一個情人越是得手，心裡也就越不放心。結果不就是嗎，就在我們第二次見面時，我本該說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發生了。
醒來以後，我心頭依然縈繞著分開時她所說的那句透著謹慎的話帶給我的悲哀。醒後不到三分鐘，她打來了電話，我的悲哀便被她的聲音趕走了。無論是在那以前，還是以後，我都不知道哪個女人有這種本事：她只要在電話上講講話，就能改變我的整個心境；而當她走進屋子，把手放在我腰上時，就能馬上創造出每次分離後我對她失去絕對信任。
“喂，”她說，“你在睡覺嗎？”
“沒睡。什麼時候能見到你？今天上午？”
“亨利感冒了。他待在家裡。”
“你要是能上這兒來就好了……”
“我得待在家裡接電話。”
“就因為他感冒了嗎？”
前一天晚上，我對亨利的感覺還是友情加同情，可此刻他卻已變成了一個該受嘲弄、該遭怨恨和貶損的敵人。
“他的嗓子全啞了。”
聽到他會得這種荒唐毛病，我感到幸災樂禍：一個失聲的公務員用沙啞的、讓人沒法聽清楚的聲音咕噥咕噥地說著關於失去丈夫的婦女們的撫卹金的事情。我說：“沒有什麼辦法能見到你嗎？”
“辦法當然有。”
電話裡有一陣沒有聲響，我以為線路斷了，便連連喚道：“喂，喂。”其實她只是在細心、鎮定、快速地思考，以便馬上能給我一個正確的回答而已。“一點鐘時，我要給亨利往床上送個餐盤。我們自己可以在起居室裡吃三明治。我會對他說你想聊聊電影——或者你寫的那個故事。”她的電話一掛上，我的信任感也中斷了。我想：在此之前她曾經這樣謀劃過多少回了？走到她家門口按門鈴時，我覺得自己就像個敵人——或者偵探，正在監視她的言語，就像幾年後帕基斯先生和他的兒子要監視她的行蹤一般。隨後，房門開啟，我的信任又回來了。
在那些日子裡，從來不存在誰要誰的問題——我們兩人都有慾望。亨利穿著他那件綠色呢子睡衣，靠著床上的兩個枕頭吃餐盤裡的東西，而在樓下，在虛掩著門的房間裡，我們在只鋪著一張墊子的硬木地板上做著愛。在高潮到來的那一刻，我得用手輕輕捂住她的嘴，堵住她口裡發出的那種忘情的、既悲哀又憤怒的奇怪喊聲，以免樓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