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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資本荒已經存在；由於農作物歉收、鐵路投資過多、生產過剩特別是棉紡織品的生產過剩、在印度和中國的營業欺詐、投機、砂糖輸入過多等等而引起的再生產過程的混亂，導致了貨幣資本荒的爆發。對於那些按每夸特120先令的價格購買了穀物的人來說，在穀物價格跌到60先令時所缺少的，就是他們多支付的60先令，以及以穀物為抵押的同額貸款的信用。妨礙他們按原價120先令把穀物轉化成貨幣的，根本不是由於缺少銀行券。對於那些過多地輸入砂糖以致幾乎賣不出去的人來說，情形也是這樣。對於那些把流動資本固定在鐵路上，因而要依靠信用來補充“正當”經營所需要的流動資本的先生們來說，情形也是這樣。但在奧維爾斯頓看來，這一切都好象是“對他的貨幣的已經提高的價值的道義上的承認”。但是，在貨幣資本的價值的這種提高的同時，另一方面正好是現實資本商品資本和生產資本的貨幣價值的下降。資本的價值在一種形式上提高了，是因為資本的價值在另一種形式上下降了。而奧維爾斯頓卻企圖把不同種類的資本的這兩種價值等同起來，把它們看作一般資本的唯一價值；他的手法是使二者都同流通手段即現有貨幣缺乏的現象對立起來。但是，同額貨幣資本可以用極不相等的流通手段量貸放出去。
現在，我們拿他所說的1847年的例子來看。官方的銀行利息率：1月3—3 1/2%。2月4—4 1/2%。3月大部分是4%。4月恐慌4—7 1/2%。5月5—5 1/2%。6月大體上說是5%。7月5%。8月5—5 1/2%。9月5%，但略有變動，5 1/4%，5 1/2%或6％。10月5%，5 1/2%，7％。11月7—10%。12月7—5%。——在這個場合，利息增加是因為利潤減少和商品的貨幣價值大幅度下降。所以，如果奧維爾斯頓在這裡說，利息率在1847年提高了，是因為資本的價值提高了，那末，他所理解的資本的價值就只能是貨幣資本的價值，而貨幣資本的價值又正好是利息率。但後來露出了狐狸尾巴，原來他把資本的價值和利潤率等同起來了。
至於1856年人們所付的高利息率，奧維爾斯頓事實上不知道，這種高利息率部分地說正是一個徵兆，表明那種不是用利潤而是用別人的資本來支付利息的信用騎士出現了；他在離1857年危機只有幾個月前還斷言，“營業情況非常良好”。
他還說：
第3722號“認為企業利潤會由於利息率的提高而被消滅的看法是極端錯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