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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也就不能維持了。【羅傑斯先生當時雖然是新教正統派的故鄉牛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卻在他所著的《英國的農業史和價格史》一書的序言中強調宗教改革使人民群眾貧困化。】
在十七世紀最後幾十年，自耕農即獨立農民還比租地農民階級的人數多。他們曾經是克倫威爾的主要力量，甚至馬考萊也承認，他們同酗酒的劣紳及其奴僕，即不得不娶主人的棄妾的鄉村牧師相比，處於有利的地位。甚至農業僱傭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約在1750年，自耕農消滅了，而在十八世紀最後幾十年，農民公有地的最後痕跡也消滅了。我們在這裡不談農業革命的純經濟原因。我們只來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土地所有者透過立法實行掠奪，而這種掠奪在大陸各處都是不經過立法手續就直接完成了的。他們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擺脫了對國家的貢賦，以對農民和其他人民群眾的課稅來“補償”國家，他們要求對地產的現代私有權（他們對地產只有封建權利），最後，他們強令實行定居法。只要把情況相應地改變一下，它們對英國農民的影響，就同韃靼人波利斯·戈東諾夫的命令對俄國農民的影響一樣。
“光榮革命”把地主、資本家這些謀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統治地位。他們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使以前只是有節度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這些土地被贈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賣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奪的辦法合併到私人地產中去了。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絲毫不遵守法律成規的情況下完成的。用這種欺騙的方法攫取的國有土地和從教會奪來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沒有再度失去，就構成現今英國寡頭政治的貴族領地的基礎。市民資本家鼓勵這種做法，為的是把土地變成純粹的商品，擴大農業大規模生產的範圍，增加來自農村的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的供給等等。並且，新土地貴族又是新銀行巨頭這一剛剛孵化出來的金融顯貴和當時靠保護關稅支援的大手工工場主的自然盟友。英國資產階級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樣正確，雖然後者的做法相反：他們同自己的經濟堡壘即農民協同一致，支援國王用暴力從寡頭政府手中奪回王室土地（從1604年開始，後來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時繼續進行）。
公有地——同剛才談的國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種在封建制度掩護下儲存下來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們已經知道，對公有地的暴力掠奪大都伴有變耕地為牧場的現象，它開始於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