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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主義。……他的辦事處，在他養傷期間，我可以兼管，黨政統一嘛！”項英似乎權衡了陳毅任辦事處主任的利弊，“這人也有長處……不喜歡抓權，這一點，也有點像周恩來。至於右傾情緒，可以展開鬥爭嘛！反正他是在中央分局領導之下……”
博古把項英的話翻譯給李德，李德首肯贊同，然後說：“這次紅軍主力轉移到外線作戰，是爭取戰略主動的根本措施，四方面軍遠征川陝建立了新的根據地，並取得了大的發展就是證明：鄂豫皖並沒有丟！這不是失敗，而是勝利，舊的保持了，新的誕生了……”
這種警句式的論點，李德等待博古給他翻譯之後再向下講，以便加強項英的印象。
“我們把你留在中央蘇區，就是考慮到堅持蘇區鬥爭的艱鉅性，它需要一個政治上堅強的負責人來領導……博古同志和我都認為，你可以兼任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
無疑，這是一項重託。今後，舉世聞名的中央蘇區，便是他項英展示宏圖大略的舞臺了。
項英對共產國際絕對忠誠。在中國的傳統哲學觀念中，這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所謂知遇之恩，將長期發揮著潛在的不易察覺的作用。
博古與李德深知這一點。按理說，蘇區中央分局書記這一職務，應該由中央蘇區的創業奠基者毛澤東來擔任，可是，臨時中央對毛澤東不但沒有興趣而且懷有戒心。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要的是忠誠的絕對服從，而不是獨立自主精神。
“考慮到你的精力，”博古補充說，“賀昌同志可以作為你的助手，任政治部主任。”
項英沉思了良久，認為賀昌聽他的話，能與他合得來，便無異議地接受了。
項英的工作作風既有突出長處也有突出短處：他嚴謹，嚴謹到刻板的程度；他勤奮，事無鉅細，一概付出全部的熱情；他忠誠，對共產國際的指示視若神聖；他堅定，用頑強的意志和毅力去追求既定的目標。
這種性格，在他參與領導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時，就充分表現出來了。陳毅暫時不能工作，項英並不在乎。他不怕忙碌，只怕分權。一個人幹起來可以運用自如，指揮順暢，省得別人來干擾。大權獨攬，是件痛快的事。
“李德同志，我覺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項英又翻早已準備好的筆記本，“由中央局指揮的只有二十四師，另外還有第三、第七、第十一，三個獨立團，戰鬥力都比較弱，承擔保衛蘇區的任務，顯然十分困難！”博古翻譯給李德，李德也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