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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講過這種心態，他寫道：
他（指博古）的拿手好戲，就是把你的反對“左”，曲解成“右”而加以打擊，我平時就怕他這一點，怕他找到我的“右”打擊我，所以我反“左”，常常是膽怯的。……或者反一下“左”，趕快轉過來說要反“右”。
在寧都會議上，有多少人抱有這種心態在發言？
“這是嚴肅的鬥爭，”凱豐立即打斷了王稼祥，“溫情主義就是調和主義，對錯誤的東西，殘酷和無情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
“愛憎分明嘛！”顧作霖立即跟上，“這不是態度問題，是階級立場問題。王稼祥同志根本就沒有跟毛澤東劃清界限。這是很危險的！”
“我看，會議要開好，首先要端正態度。態度不正，怎麼能清算錯誤？”
“對，先打態度！”
又有人更為疾言厲色向上加碼：“這是原則問題、黨性問題……”
會議出現了沉默。人人都在思考應持的立場。這裡不是袒露心胸的地方，卻又是展示品格的地方：因為這裡有獎有罰，既有可能因一句公道話被打翻在地，也有可能踩著別人的肩膀向上爬！
激烈的戰鬥者們彷彿要把那些假革命一眼看穿似的，用氣勢洶洶充滿敵意的目光巡視著會場。
陳毅看到這種局面，身體前傾，嘴唇哆嗦著。在憂傷的目光裡，隱含著無限焦慮。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法敞開內心實事求是。稍有抗拒，必將遭到加倍反擊。他不理解，對自己的同志，怎麼能提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呢？他觀察著周恩來，看他怎樣應付這種局面。
周恩來對後方的政治局委員們的強烈的、過火的指控和無理而又自信的態度，很是憤慨。這些人並不瞭解前方的戰爭實際，而且他們也不想了解實際，只顧一味地貫徹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旨意。他們只對上負責，他們的耳朵只聽上面的命令卻不聽真理的呼聲。這是一種隱藏極深的變相的自私。面對所有後方的蘇區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周恩來以難言的苦衷說：
“前方的情況，跟後方的情況大不一樣，和在地圖上推想的更不一樣。”
項英卻扭住不放，他不想聽前方同志作具體解釋：“反正你們是尋找藉口不執行命令，這是根本事實。”
“根本事實，你們就是不想聽！”周恩來一臉苦澀地說，“你們總讓人把話說完嘛。”
“具體事實不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在於你們對命令執行得不堅決！”項英嚴厲地說，“這裡是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