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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是軍事家，但首先是政治家，如果兩者不能兼有，就無法成為權力的象徵——法國的皇帝。軍事家只能是政治家用以達到政治目的的手中利劍，而不是揮舞這柄利劍的人！林彪能做到既是利劍又是握劍的、獨立自主的最高統帥嗎？三軍團也是主力中的主力，他們是紅軍的兩隻鐵拳，彭德懷不僅比他資歷深，而且指揮才能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都是軍事家，卻不見得都是政治家。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充分表現出林彪比彭德懷更懂得什麼是政治！
彭德懷的“萬言書”無疑是反映了真實情況的，甚至說得還沒有實際情況嚴重。但問題卻不在於事實，而在於方式、在於時機。大躍進中的失誤，毛澤東也是清楚的，甚至知道得比彭德懷提出的還要清楚得多。開廬山會議就是尋求糾正嘛，就是請各位“神仙”，獻計獻策各祭法寶以渡難關嘛。彭德懷的弱點在於只著眼於國內經濟狀況，而忽略了當時的國際鬥爭，忽略了政治，忽略了毛澤東的心理因素。那時候，斯大林已經逝世五年了，在毛澤東當時的觀點看來，蘇聯已經變修了，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革命的紅星已經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隕落了，而引導世界革命的大旗應該高擎在中國共產黨也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手上，馬、恩、列、斯、毛的座次早已排定了！
當中國舉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時，幾乎所有中國公民都認為，代表世界革命方向的真正的馬列主義大旗，只在中國的土地上高揚。現代修正主義成了世界革命的主要危險。彭德懷，你的眼睛怎麼能只盯在餓死幾個人的小事上而忘了國際國內的大局——帝、修、反呢？在赫魯曉夫的眼裡，中國的三面紅旗無非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和經濟建設上的幼稚病。在這裡，倫敦大學的美籍教授斯圖爾特·施拉姆作過這樣的論述：
如果說赫魯曉夫已經、或者很快就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對歐洲和美洲更為了解的話，那麼他對中國人的心理卻顯得比斯大林還要無知。中國人也確實給了他一些抱怨的口實。那過於倉促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以及他們企圖大規模地組織經濟和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嘗試，都造成了混亂，而且最終造成了災難性的經濟衰退。不管怎樣，中國人堅持他們的政策，而且不顧蘇聯的強烈反對，堅持宣稱已經找到走向共產主義的捷徑（只在兩點上作了有限的讓步）。在赫魯曉夫以及毫無疑義在大多數的蘇聯公民看來，中國是在浪費蘇聯給他們的寶貴人力物力……
所有這些情況說明赫魯曉夫的惱怒是可理解的，但是，他的反映應是以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