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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預計之內和追剿堵截計劃之中。如果說，李德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是危險的，那麼在黎平召開的中央政局會議，按照毛澤東的建議所作的《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新的根據地的決議》同樣也是不能實現的，只能放棄此計劃被迫四渡赤水，北渡金沙，去與四方面軍會合。
這裡面有多少得失對錯，作出公正的評價是很難的！因為歷史不能放在假定的基礎上，而評論歷史又往往容易放在假定的基礎上：李德是把與二、六軍團會合，放在必獲勝利的假定基礎上，而且歷史並沒有證明與二、六軍團會合一定失敗；毛澤東否定這個計劃，也是建立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一定失敗的假定基礎上，歷史也沒法證明這個假定不對！
即使與二、六軍團會合有重兵堵截，也存在突破與不能突破兩種可能。
難道遵義會議後的紅一方面軍的行進路線上就沒有重兵圍追堵截嗎？為什麼說與二、六方面軍會合就是不合理的，與四方面軍會合就是合理的呢？在張國燾演出的那場分裂戲劇中又是多麼危險！似乎也都在無計劃無準備之內，而且到陝甘去落腳也不是事先既定的目標。
歷史只作出一種答案。而結論卻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唯其如此，生活的雄渾、獷悍、怪異、奇詭、蘊藉、朦朧、流動之美，也才在其中。
為什麼湘江一戰，紅軍損失過半（損失的大部是新兵）就是極大的錯誤和慘敗，而遵義會議之後，三萬六千主力紅軍到達吳起鎮時只剩了個零頭——六千人，損失達百分之八十三以上，就是極大的正確和偉大的勝利呢？
請開啟紅軍長征路線圖，看湘江之戰前的路線，儘管抬著沉重的轎子，卻幾乎是筆直的。遵義會議後的路線卻是曲折迴環比盤腸都多幾道彎，哪個更沒有準備更沒有計劃更沒有目標呢？
這是值得後人深深思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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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國民革命歌》。此處為該歌第二段。
[2] 典出《禮記·中庸》，蔣介石所記不全，原文為：“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