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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原告与被告的争辩是平等的，因为在争辩双方之上还有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是否公正，又受到陪审团的监督，双方的理由都能尽情申述，以求正义的仲裁。
会议，不是法庭，甚于法庭，一方是认罪，一方是审判。你申辩吗？认罪不诚，罪加三等！
陈毅不是苏区中央局成员，他列席会议只能旁听，这个特权除了他是会议场地的主人外，还由于周恩来的争取。
室内烟雾缭绕，令人压抑。面对窗口而坐的周恩来，不时向院外景物投去凄楚的目光。会场之内的气氛与早晨山间散步的自然风景反差太大了。会议继续前天的内容。
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在周恩来宣布开会后，他首先对前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临时中央的“临时”是后来加的，当时谁敢如此说？）的指示问题。那么，结论也是一个：没有执行！”
“先慢一点结论好不好？”周恩来缓缓地说得很谨慎，“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气得两眼发乌，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正要发言，凯丰把刚吸着的烟，烦躁地在烟灰缸里捻灭，霍地站了起来，抢到项英前边：
“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凯丰说一个“难道”就用拳头擂一下桌子，他尖利刺耳的声音四处乱钻，扎得人难受。
顾作霖没有站起来，言词却更为激烈：“我认为不是叫苦，而是失败主义，对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不是认真还是不认真的问题，而是抗拒的问题，反对的问题……这种严重性是绝不能忽视的！”
王稼祥痛苦地沉着脸，他深知这种步步升温、层层加码的做法，已是司空见惯，谁拎得高，谁就最正确、最积极、最忠诚、最坚决、最革命；谁降温，谁就是跟错误站在一起。这时，如果有人给前方委员们戴顶反党反国际的帽子，恐怕也无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但是，在这种时候，人人都被迫表态，既没有发言的自由，也没有不发言的自由。因为不表态拥护，就意味着反对。王稼祥只能避开实质性的问题：“慢慢说，慢慢说，激动反而不容易解决问题！”
洛甫于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