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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血战，几乎引起所有人的反思，只是地位不同、角度不同、经验不同、深度不同，当然结论也绝不相同。
洛甫接受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总体构想，毛泽东提议由他整理一个带有总结性的系统的意见。洛甫知道，最先同意毛泽东意见的是王稼祥而不是他。但是王稼祥重伤经久不愈，很难当此重任；而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向“三人团”发难，也是不利的。因为毛泽东自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军职之后，一直处在无权地位，并被视为抵制国际路线的右倾路线的代表，在此情况下，他的意见很容易引起逆反心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这些意见由当时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和推行王明路线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洛甫来说，就策略得多，明智得多。这也就是他后来代替博古当中央书记而不是毛泽东的原因。
洛甫唯一为难之处，就是他不懂军事，也从未过问过军事，目前要解决的恰恰是军事路线问题。由他来完整地表现出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分析是困难的。在许多方面他的理解是矛盾的、朦胧的。直到九年后（1943年12月16日）的延安整风时，他还讲过这时的处境：
……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得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使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
洛甫心境复杂。自从渡过潇水后，肠胃又一直不适，辣子鸡的确他吃不消，胃隐隐作痛。他怕明天爬山不便，就早早躺下了。
刚刚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博古便踏进门来：“怎么？真的病了？”
“哪里，胃稍稍不适，老毛病了，在莫斯科时就犯过。”洛甫披衣而起，坐在床沿上。“怎么？你怎么有空到中央纵队来了？坐，坐。”
博古坐在一把吱吱嘎嘎的竹椅上。他觉得与洛甫单独相见，机会难得，便开门见山：“思美，”博古用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名字称呼洛甫，声调恳切而带凄恻，“现在红军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李德同志非常焦虑，他希望我们莫斯科来的同志紧紧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博古用“思美”来称呼洛甫，近乎苏联名字中的“爱称”，表示特别的亲近和特殊的感情，犹如中国人略去姓名只叫字。毛泽东同志，泽东同志，润之，用这三种称呼时的情感与身份都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