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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送走陈毅之后，说服了贺昌，独断专行地执行“保卫红区，等待主力回头”的方针。错误并不意味着耻辱，而在于对形势判断的谬误，因而所采取的措施也必然引出不良后果。
为了采用大兵团作战与敌人死打硬拼，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组建新的独立团的工作上，游击队升级为独立团，大大削弱了地方力量。
项英为了“兴奋苏区群众，提高斗争信心”，准备打一个大仗。他把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地方部队，集中在瑞金谢坊附近的湾塘冈，伏击敌人东路军的一个师。这次战斗击溃了敌人一个旅，这种歼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仍然算个胜仗。
这一仗在战术上取得了小胜，在战略上却完全暴露了自己。敌人立即集中了四个师对红二十四师围堵追剿。赣县牛岭一仗，红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十一团被敌击溃，损失惨重，失掉了项英所说的“最后坚守的阵地”。
牛岭战斗之后，形势日益恶化。国民党把主力集中在于都与会昌之间，对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带——瑞金的铜钵山进行重点围剿。在于都河南岸和会昌河北岸大筑堡垒，设立封锁线，并令南方粤敌陈济棠部向会昌河南岸进逼。
直到这时，项英才明确无误地意识到：中央苏区可怕的灾难已经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后来，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机关、部队，全被挤压在狭小的仁凤地区，陷入绝境。
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消息，对项英也是一个打击，他这才朦胧地发现他一向坚持的是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加上目前的困境，使他有所觉醒。
1934年11月底，陈毅伤口仍未愈合，却可以起床工作了。在中央分局会议上，提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虽然绝大多数同志赞成，项英却固执己见。他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仍要再看两个月，而后决定。
这种碰到南墙不回头，见到棺材不落泪的执拗性格，真叫陈毅无可奈何。
项英不断向西征途中的中央请示方针，这在陈毅看来无非是一种形式主义，一种挽回面子的心理表现。项英不能容忍陈毅的意见比他高明。陈毅一向宽宏大度，光明磊落，直爽坦诚，从不动这种小心眼。所以，当牛岭战斗失败后，陈毅一句也不提过去他们的争执。
1935年2月13日，项英终于得到了中央指示，也是最后的指示：
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一连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