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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27日，廣昌戰役，紅軍集中了主力，苦戰十數日，但是由於採取以集中對集中、以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和短促突擊戰術，儘管予敵重創，自己亦遭受很大傷亡。這種殲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消耗戰，無法守住廣昌，4月28日，紅軍被迫撤到貫橋、高虎堖一線防禦。
4月30日，周恩來致電博古、朱德、李德：
我主力經長期戰鬥相當疲勞，有損傷，新兵多，幹部缺損大，尤其廣昌戰役後，亟需有把握勝利和極大機動。
同時撰寫了《紅星》第四十期社論，指出“嚴重的形勢擺在我們面前”，“歷史給我們的時間是很短促的了。在這裡，需要我們以布林什維克的堅定性、頑強性，不動搖地執行黨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一切號召。”周恩來在列舉目前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若干表現時，卻把“單純防禦的堡壘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分兵把口子”也分列其中。周恩來在撰寫這篇社論時，運用了高超的智慧和精明的外交式的手法，這種絕不炫耀的沉潛明智和鬥爭藝術，使他在屢次路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安然無恙。
這種“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性格，只有一雙博大精深的眼睛看得最清，那就是對中國的古典哲學已經研究到爐火純青的毛澤東。周恩來對毛澤東也有同樣深刻的洞察。這種互相洞察，就決定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貫徹始終的極盡微妙的關係。
這篇社論首先高揚的旗幟是反“右”，而具體內容卻隱含著反“左”。在用嚴酷的方式推行的國際路線下，他只能如此。無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還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澤東有多大失誤，他看在眼裡明在心裡，卻沒有說過一個“不”字，因為他知道那個“不”字說不得。自責、違心、隱忍與屈從，構成了周恩來一生最大的隱衷與痛苦。
4月，鄂豫皖省委要求派遣軍事幹部，周恩來根據中央決定，派紅二十二師師長程子華前去。
臨行前，他與程子華單獨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談話。他們仔細地研究了鄂豫皖地區的形勢以及其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在周恩來看來，四方面軍的戰略轉移，既是被迫的，也是成功的，不失為打破敵人圍剿的一種方法，是得大於失的。他告訴程子華，如果紅二十五軍在當地堅持有困難，也不妨進行戰略轉移。這時，周恩來已經萌生了一方面軍也在必要時戰略轉移的預想。
周恩來不是憑藉他淵博的軍事知識，而是靠他的天賦素質，在錯綜複雜千變萬化的局勢中，去抓住最最關鍵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