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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几乎经历了历次派别和路线斗争。米夫、王明取得了对阿古尔教务派的斗争胜利后，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随之而起。这场斗争的爆发点，是1927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中出现的骚乱。
凯丰每当想起那场骚乱，历历如在目前：当浩荡的游行队伍走进红场入口处即将到达检阅台时，游行队伍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突然挥起早已备好的旗帜高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种挑衅性的举动，在这样的场合，就显得加倍严重，遭到斯大林拥护者的反击是必然的。这场斗殴，在游行队伍的严密组织下，限制在不太大的范围，就像河流奔泻中出现的一个漩涡。
当中山大学的队伍接近列宁墓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领导人举手向革命的中国青年致敬，并高喊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在学员队伍中，竟然有人冲破“乌拉”的喊声，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种当众侮辱斯大林的举动，使联共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来宾都感到震惊。
反击当然是激烈的，一周之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当时所谓的“托季联盟”）便被开除出党。盛怒之下的斯大林，指令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查。这一费力的彻查继续了数月之久。这种彻查并不限于找出喊口号的托派分子，而是在调查时展开了思想斗争。要斗争，必须组织力量，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便成了米夫指挥下反托的基本力量。
这种思想斗争不可能泾渭分明，斗争呈现出复杂性、严酷性是必然的，而斗争手段的多样性也是必然的。为了斗争，不择手段。逼供、诱供、诬陷等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不断地重演，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还有所发展。阴谋家、投机者便从中兴风作浪，成为某些领导者排除异己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的手段。
凯丰并不认真思考临时中央的指示是否合乎实际，也不知道前线所提出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还是不可以克服的，他只知道：执行中央指示就是对的，不执行就是错的。不需要动脑筋去思索中央指示对在哪里，不执行者错在哪里。
项英与凯丰略有不同，他有深沉思考的习惯，善于总结概括，喜欢条理分明。他的长条笔记本上，有对目前这场斗争画出的公式：
斯大林同志精神＝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指示=后方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精神。
这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成“我就是党的化身”，“我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就是斯大林同志精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