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934年12月2日 油榨坪資水河邊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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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定要抬？抬或不抬在這樣一個軍事行為上，就一定體現了執行左傾右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線嗎？今天打了勝仗歸之於正確路線，若是明天又打了個敗仗呢？是不是把路線鬥爭庸俗化了？如果一切敗仗都是錯誤路線指導下的結果，那麼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在1933年春粉碎川軍三路圍攻之後，又相繼粉碎了川軍二十萬人的六路圍攻、俘敵兩萬多人，紅軍發展到八萬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左傾路線統治下又執行了正確路線？那麼，在遵義會議之後，正確路線戰勝了錯誤路線，在土城又打了敗仗怎麼說？
也許歷史結論的隨意性就在這裡，看最後的解釋權落在誰手。1959年的廬山會議既可以把“左”說成“右”，十年浩劫，也可以解釋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時的”，甚至“七八年就應該再來一次”，而且“收穫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
可悲的是，歷史不給他們平等的辯論機會，人們只能聽到一個原告者或是當家人的聲音，缺席審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面之詞，歷史也就這麼暫時定了，當然也只能是暫時。物質不滅，真情難死。當人們從矇昧中歷盡磨難甦醒過來，重新思索、重新認識、重新審理、重新反思，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歷史的畫頁再翻回湘江兩岸。
那麼，使西征大軍遭受大難的這頂轎子是怎麼樣的一頂轎子呢？它有多麼沉重？
從中央蘇區出發時，僅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就有一萬四千多人，還有兩千多副挑子和擔架，另外是大批的馱騾馱馬。這樣一個龐大的軍事機關和後方人員，既是這次戰略轉移的沉重負擔，又是絕對不能丟棄的領導核心。
他們的行進方式必然有前鋒後衛和兩翼的掩護，這支龐大的機關被保護在五十多公里長的狹長的甬道里，緩緩地按部就班地向著湘江前移。部隊被保護任務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戰場的機動性和主動權，像前後左右四個轎伕那樣抬著“轎子”去應付敵人的圍追堵截。
這種狀態只要有起碼的軍事常識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後來人們指責部隊有逃跑避戰思想，可是抬著轎子去攻擊敵人怎麼可能？要攻擊，那就必須摔轎子！這個轎子是可以摔的嗎？
這也正是當時“最高三人團”在組織部隊作戰略轉移的兩難選擇：要麼丟掉機關，要麼丟掉戰爭主動權；要麼不作戰略轉移，用八萬紅軍（一半是新兵）去和五十萬敵軍在蘇區廝殺到底。除了這三條路外，當時別無選擇……
當然，足智多謀的諸葛亮們，在事後可以設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