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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照搬法西斯主義並不符合中國國情，他只能吸取適用於他的一部分。他懂得，中國有著兩千年的封建根基，孔孟之道浸透了民族的靈魂。希特勒和曾國藩對他來說，都有參照價值，但他絕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曾國藩。他是獨特的蔣介石！
如果把馮·賽克特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對學員們的訓話和蔣介石的校訓比較，就知道他把西方法西斯主義和東方封建專制主義結合得多麼巧妙。他鼓吹“挽救國魂”、“挽救軍人魂”、“創造國家新生命”。所謂“軍人精神”就是“智、信、仁、勇、嚴”，所謂“民族精神”，就是“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他大力提倡“力行主義”，在“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統帥”、“一個命令”下，“完成安內攘外復興民族大業”。
他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來自孟軻，他的“四維”來自《管子·牧民》……他是各種專制思想、孔孟之道和法西斯主義的混血兒。
馮·賽克特，還大量引證他的同胞黑格爾關於戰爭的論述。黑格爾宣稱：“世界歷史不是幸福的天國，幸福時期是歷史上空白的篇頁。因為這些時期是和諧一致、沒有衝突的時期。”在黑格爾看來：“戰爭是最偉大的純潔劑。它有益於為長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國人民的倫理健康，正如颳風使海洋去除長期平靜所造成的汙穢一樣。”
黑格爾的道德倫理觀念和強烈的使命感啟發了希特勒。賽克特認為，如果誰認真地讀過黑格爾的著作，就不難了解，希特勒和馬克思一樣，都從他的靈感中得到啟發。
“憂患足以使人生存，安樂足以使人死亡”的孟子哲學，與黑格爾的戰爭觀也很相近。
黑格爾認為幹大事業的人，絕不能以喃喃連禱的那些個人品德——謙虛、仁愛、寬容——來反對去幹世界性的功業。建立強大的國家，必須踐踏許多無辜的花草——壓碎前進路上的許多東西。由於不受倫理道德的約束，在行動時刻來臨時，希特勒就能夠於心無愧地幹出最殘酷無情的勾當來。
這些“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和“戰爭狂”的思想，也影響到蔣介石。他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訓話時，曾引證過希特勒在1925年《人民觀察家報》上寫的長篇社論《新的開端》和他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舉行的納粹黨徒集會上，演講結束時高呼的口號：“除了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以外，共和政體也是‘敵人’。……我們的鬥爭只有兩種可能的結局：不是敵人踏著我們的屍體過去，就是我們踩著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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