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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识，听到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在讲。”
“在什么地方听到的？”
“想不起來了，反正这是真的。”
“你为什么交待得如此连贯？”
“你们问的。在问话中，我一直观察着你们的神色，我回答后你们不再追问，我就知道答对了。”
“你去苏州明明是三号，为什么要说成是二号呢？”
“我平时游手好闲，乡邻们对我印象不太好，我说是二号就离家了，是为了减少麻烦。”
“那三枚银元是怎么回事？”
“是那位老同志掏钱时，有几枚硬币掉在桌上，我联想起来，银元也是硬币。”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硬币是贝壳、铜板，你为什么不说是贝壳、铜板？”
“我……我不知道铜板也是硬币。”
从黄元斌轻佻的神态和回话的机巧里，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颇有心计，不易对付的家伙。他兼有小聪明加无赖的双重习性，在强大的压力下，虽有紧张，但绝不慌乱，说话不少，但多是谋而后动。对这样的对手，审讯人员不仅要斗勇，更重要的是斗智。
第二天，对黄元斌实行了刑事拘留。关进看守所后，他又回到了起点，承认了自己的犯罪。理由是你们能逐步升级把我关起来，说明已经掌握了证据，既然蒙混过不了关，还是争取有一个坦白从宽的好态度。在以后的日子里，包括在执行逮捕的两个多月中，他一直交交翻翻、翻翻交交，重复着以往的故事。
在此期间，黄元斌的姐姐、姐夫也被押来北皋。在被审查的两个月时间里，黄元斌姐夫说清了一月三日傍晚黄元斌到沙洲港后的情况。他说：在第二天临走时，看到黄元斌把一个用手帕包着东西交给了他姐姐。而其姐姐在审查中，始终拒不承认黄元斌有什么东西交给了她。
面对侦查工作日趋复杂的局面，我们思考再三，决定将黄元斌的血液送北京进行DNA检验。当时，这项由英国人首先作为法庭证据使用的新技术刚刚引进我国，称之为“遗传指纹”。由于仪器价格昂贵，全国只有一家即公安部第二刑科所才能开展此项检验。虽然我国当时还没有法律规定，DNA的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项检验，用以佐证黄元斌的交待，能够在证据分析中起到支持和参考作用。
那时候，DNA检验技术远不如现在这么先进成熟，检验仪器庞大，程序复杂，在五、六天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北京送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