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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真是清醒的認識。
可惜，蘇軾並未能一句話點醒夢中人。王安石的夢實在太宏偉也太美好，為國為民，堪稱菩薩心腸。為此，他不惜霹靂手段，哪怕哀鴻遍野，地主富農和中小企業破產。
現在，似乎已經可以總結出王安石變法四大問題：國家主義、政府萬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嚴重後果，則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好不容易才建設起來的政治文明、商業文明和社會文明不同程度受到衝擊，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徽宗的亂政和亡國。事實上，從熙寧變法到靖康之難不過五六十年，頃刻間便山河破碎，可謂慘不忍睹。
這當然是只能從長計議的話題。要說的是，王安石變法四大問題暗含著一種傾向，那就是專制主義，或者走向專制的可能。因為崇尚國家主義，相信政府萬能，就難免從集權走向專制。儘管在熙寧年間，這還只是苗頭，這苗頭也要到忽必烈他們把兩宋文明徹底摧毀之後，才會在朱元璋父子的鮮血澆灌之下長成參天大樹。當然，是別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難辭其咎。他的兒子王雱不是揚言要把韓琦和富弼的人頭掛在街上嗎？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堯舜處死了鯀嗎？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發著法西斯的味道嗎？凡此種種，請問離專制主義又有多遠呢？
留下的教訓，更是慘痛而深刻。
毫無疑問，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變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這讓他贏得了崇高的聲譽和許多同情，儘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還很廉價。幸運的是，王安石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不要以為改革就好，還要看為何改革，為誰改革，怎樣改革。如果沒有想清楚這三個問題，那就只能算盲動；如果像王安石那樣弄錯了答案，更得嚥下苦果。
另一個教訓便是應該怎樣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無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時還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權力，還要用這公權力來實現理想，就有可能變得恐怖和必須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來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於認識科學決策正確，社會理想的實現更是隻能靠全民的共識和踐行。一旦動用公權力強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劇。
問題是，以當時的情況，王安石不改革，行嗎？改革而不動用公權力，不依靠政府部門，行嗎？也不行吧？
這恐怕就是更深層次的悲劇了。是的，中華帝國發展到兩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達了頂峰，另方面是整個體制和機制都出了問題。結果，不改則爛，變法則亂，改革和糾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