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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幽默和嘲弄不正是反過來針對不自量力的K的嗎？他在竭力反抗的是什麼？紳士、事業、銀行的職位等等，對於那位看不見的觀眾來說到底算什麼，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就連畢小姐不也是似聽非聽的，絲毫不受他的影響嗎？他對於自身表面規定的那種過分的熱情，究竟有什麼意義呢？也許對他有重大意義的事，只是在法面前完全失去了意義吧。
問題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伏罪是違反他的本性的，放棄迄今為止的生活方式更不可能，於是在有了這第一次拙劣的表演之後，K後來的生活就成了一系列企圖證實的表演了。表面看似乎是無意識的，從他的行為裡卻可以體會到某種頑固的內在的抵抗與堅持，這種東西一直貫徹到最後，才由他自己的口中說了出來。
K一直有種與畢小姐相反的優越感，並用這種優越感來對抗對他的審判和限制。他的優越感是什麼？不就是他的教養、身分、職位，他要用表演所證實的東西的依據嗎？而教養、身分、職位，不過是個體生命的形式，這些脆弱的支撐，當然不足以與無比強大的法庭抗衡。當K感覺到優越時，是誰在對他進行幽默？
<b>K為什麼只能自欺到最後</b>
K在走向刑場之前與神父的談話等於是對他短短一生的一個總結。在教堂裡，神父告誡K不要再欺騙自己，並說他一直在欺騙自己，然後神父就給K講了那個關於鄉下人的寓言，並與他討論了對這個寓言的幾種可能的解釋。教堂沉沒在黑暗中，神父的暗示既模糊又清晰，K在完全的絕望中抱怨說：“謊言構成了世界的秩序。”
其實神父也是矛盾的，他既不說看門人欺騙了鄉下人，也不說他沒欺騙鄉下人，在整個談話中他只是在談論自己的困惑。神父的分析是想說明，既然欺騙是一種必要，是這個世界存在的基礎，一切都以它為前提，也就談不上是欺騙了。看門人透過一些小小的舉動和話語使鄉下人滋生出許多希望，直到最後仍然給他一種假象的安慰，這是很正常的；鄉下人受到了欺騙，那是他自己的問題，他願意相信想象中的可能性，願意在這種幻想中等待、度過一生，他與法之間的關係也隨之得以成立。精神世界與個體之間關係的普遍秩序從來就是這樣構成的。可為什麼神父要告誡K呢？這隻能說明神父內心的矛盾，就像看門人內心也有矛盾一樣。這種矛盾態度用K的世俗眼光來看可以稱之為謊言。謊言不是出自任何個體的意志，只不過是世界的一種先驗的“缺陷”。K的案例是這個寓言的最精彩的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