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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应该不属于这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属心理性动机。来自于后者对前者的盲目崇拜，期望获得相同的关注度，从而获取成就感。此种模仿犯罪，凶手更注重犯罪手法，对被害人的选择无固定类型。但“1·4”碎尸案，凶手对红色衣物表现出了爱意，而且碎尸前曾为死者王莉化过妆。韩印相信，王莉一定还有别的方面吸引着凶手，比如头发、身材、脸形、五官中某个部位等，总之，凶手选择被害人是有具体形象的。那可能来自某个对凶手价值观带来颠覆的女人，也是他形成畸变心理最初的刺激源。也许是他跟踪王莉多日，也许只是运气好恰巧碰上的，于是王莉便成为他对女性展开报复的第一个猎物。
排除前两种，韩印认为本案符合第三种动机——凶手在他人的犯罪中体会到了快感。这也是一种心理性动机。在展开论证之前，韩印要先交代一下，这份报告开头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
正如法医顾菲菲说的那样，两起案件时隔16年之久，凶手完全可能由手法业余变成专业，由强奸杀人犯演变为变态杀手，那么韩印是如何判断两起案件非同一凶手所为的呢？当然这是一个包括尸检证据和物证证据以及行为证据的综合考量，但韩印在本案中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是所谓的隐形证据。
何为隐形证据？系指只有凶手本人知道以及警方通过分析推测出的证据。那么本案的隐形证据，便是两个凶手在对被害人生殖器处理的不同态度上。
“1·18”碎尸案，凶手对生殖器采取了特殊的更为隐蔽性的处理方式，这体现了一种谨慎的自我保护，同时也暴露了强奸的事实，换言之，体现了凶手获得快感的方式是有生殖器接触的。而“1·4”碎尸案，凶手将生殖器与内脏规整在一起共同抛弃，未做刻意的保护行为，说明凶手与死者未有生殖器的接触，当然并不代表这不是一起性犯罪，也许凶手获得性快感的方式是碎尸。
总之，以前面的外部证据加上对凶手获得快感方式的分析，韩印最终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明确了结论，回头再来说动机。凶手为什么会在“1·18”碎尸案中体会到快感？首先肯定是来自红色衣服的刺激，再一个当然是碎尸。凶手在1996年的时候，应该正处在心理畸变的暴力幻想阶段，在他无数次幻想过要对某一个或者某一类女性进行报复折磨时，“1·18”碎尸案中凶手的碎尸手段为他提供了一种方式，他将这种方式融入自己的幻想当中，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