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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蕎麥
2003年我們大學畢業，正逢SARS，所有程式都顯得隨便而且匆忙，答辯也只是抽了幾個倒黴蛋，我沒有被抽上。當時我恰逢青春期廉價得萬念俱灰，在北京待了兩個月，就一聲不吭逃回了南京，什麼都不想做了。
《新華日報》當時招人，我也去面試了，主編問：“你願意到下面的記者站去嗎？”指的是去遍佈江蘇各地級市的記者站。我說：“不願意。”很多同班同學都去參加了這次面試，不同的是他們說了願意，於是離開南京，在各地的記者站待了好幾年，有幾個現在依然待在那裡。我每天晃晃悠悠地玩兒，在中山陵草地上打牌打一個下午。
末日的氣息輕微地瀰漫著，但誰都知道正常的生活遲早迴歸。有朋友幫我把簡歷遞給本地一家報社，我被押送著去參加了面試，不久就去上班了。接著一位南方系的記者老師因為各種原因找到我，邀請我去上海參加一份正籌備創刊的報紙。我真的去了上海一趟，在新租的辦公室裡晃了一圈，頭昏腦漲地橫穿馬路，然後，退縮了。
畢業的散夥飯我去吃了，酒也喝了一點。新聞系當時還算是個熱門專業，我們是大學擴招的第一屆，一個班竟然有50多個人，都是81年左右出生，大多都是獨生子女，幾乎都來自江蘇省內，這使我們有一種集體性的淡漠，並未產生太多離愁。手機和網路在2003年已經開始發達了，我們可以隨時找到對方，我們不再散落天涯，我們隨時都能見面。
結果，這十年間，除了個別同學，其它的人我一面都沒再見過。
畢業後我沒有參加過任何同學聚會，後來其它人也不再聚了。接到同學的婚禮邀請函我就扔進抽屜裡，裝作一無所知。有同學打電話問我怎麼沒出現，我就裝作很忙、忘記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樓裡上班，我們也沒有相約見面、吃飯。
我猜我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這樣，十年過去了。有熱心同學組織“畢業十年聚會”，我竟然一反常態很熱切地想去參加。在聚會的前一天，組織者——一個高個子的男生給我打電話，接通之後他的第一句話是“打擾了”。電話結束時，他竟然又跟我說了一聲“打擾了”。
他們盡力聯絡了所有人，但在這樣一個很容易被找到的時代，依然有3個人下落不明。一半兒的人留在了
